繼2010年“N連跳”后，近日，全球最大代工廠富士康再次密集爆發(fā)負面消息。9月23日晚，富士康太原工廠發(fā)生大規(guī)模群毆，共2000人參與，致40人受傷；時隔未幾，10月5日，紐約勞工組織“中國勞工觀察”發(fā)布消息稱，富士康鄭州工廠發(fā)生了3000-4000名員工集體罷工事件，因質量控制標準過于嚴苛，且工廠要求員工們在國慶長假中加班趕工。該消息被富士康否認，并表示工廠只是在數日前發(fā)生了兩起簡單的小糾紛。

作為全球最大的代工廠，以及中國人口紅利當之無愧的“代言人”，富士康近年來的頻繁出事，不僅折射了該企業(yè)所面臨的管理困境，在更深的層次上，也反映出中國宏觀經濟所面臨的困局——中國人口紅利的消退速度可能快于預期。以往，一個流行的對中國人口紅利及產業(yè)轉移的觀點是，東部沿海地區(qū)的人口紅利雖已不再，但中西部地區(qū)的勞動力供給依然充足，仍可重走東部地區(qū)發(fā)展的老路，依靠勞動密集型產業(yè)實現跨越式發(fā)展；但目前來看，這種觀點也許稍顯樂觀了些，圍繞富士康所發(fā)生的一系列事件，足以讓我們重估人口紅利消退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首先是前述密集的負面消息。孤立地看，9月的斗毆源于員工與保安的矛盾，屬于管理問題，10月的罷工(或者如富士康稱只是小糾紛)則因質檢過于嚴格，二者間似乎關系不大，只是時間上的耦合；但若深挖其后的社會背景，不難發(fā)現，眾多線索都指向一點--新生代的工人并不如他們的長輩那般吃苦耐勞，能夠忍受苛刻的工作條件，以及嚴格的(準)軍事化管理。

這種現象意味著，諸如富士康之類的勞動密集型企業(yè)，不僅需要大幅提高工資待遇(過去兩年間，富士康已連續(xù)3次為基層員工加薪，且2013年下半年可能還將大范圍上提)，還要在管理方面下狠功夫，推行更為人性化的管理方式，為員工創(chuàng)造更加舒適與自由的工作環(huán)境。兩方面擠壓下，富士康的生產成本將進一步抬升，尤其是后者，甚至不是有錢就能解決的問題，需要企業(yè)、當地政府與公共服務機構通力合作，才能完成這一項系統(tǒng)性工程。

實際上，富士康向內地轉移時也面臨勞動問題。無論在中西部哪個省市落腳，由于相對優(yōu)厚的待遇，以及當地政府的大力協(xié)助，富士康都會“抽空”當地甚至鄰省的勞動力資源。在山西太原，為了補充勞動力，富士康不得不從鄰省山東招工，這也為9月的大規(guī)模斗毆事件埋下了隱患。安邦研究人員通過調研了解到，在四川成都、綿陽，在重慶，在河南鄭州，同樣的戲碼也在重復上演。

在富士康如海綿般吸納勞動力資源，引起局部地區(qū)的勞動力短缺時，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國人口紅利的消退已然迫在眉睫，甚至可能快于產業(yè)內遷的步伐--即使在中西部地區(qū)，勞動密集型企業(yè)同樣面臨著招工難題。人口結構的轉變與企業(yè)勞動力需求的增加，使得中國的人口紅利處于加速消退之中。根據中國的人口普查結果，從2000年到2010年間，中國10到14歲以下的人口數量減少了約5%。照此速度，到2015年左右，制造業(yè)就將迎來一輪缺工的高潮。

考慮到富士康只是類似企業(yè)的代表，且實力最強，市場中還存在著許多資質較差的同行，難以提供相同水平的待遇與福利，“中國制造”的未來更加讓人憂心。目前，相對于“東南亞制造”，“中國制造”仍有產業(yè)鏈及產能方面的優(yōu)勢；但對部分產業(yè)，比如制鞋與紡織等來說，向外而非向中國中西部地區(qū)轉移的趨勢已然十分明顯：比如阿迪達斯，不久前關閉了其在華的唯一直屬工廠，引發(fā)“中國制造業(yè)轉型”的全民討論。

當前，人口紅利的快速消退正迫使中國的制造業(yè)進行全面轉型，如富士康，在提高員工待遇及福利的同時，也在加速其機器人化的進程。此前，富士康董事長郭臺銘指出，將于2012年時以日產千臺的速度，制造30萬臺機器人，用來取代生產線上具有單調、重復性高、危險性強等特性的工作；另一方面，一些傳統(tǒng)的制造業(yè)企業(yè)，也在紛紛進行多元化發(fā)展，涉礦或者金融化，甚至退出主業(yè)，加劇中國制造業(yè)所面臨的“空心化”風險。

應當認識到，中國經濟的未來離不開制造業(yè)，也離不開“中國制造”，當前人口紅利快速消退帶給“中國制造”的沖擊，理當引起各級政府與企業(yè)的充分重視，富士康的密集出事，便是明顯不過的信號。我們可能需要重新估計人口紅利消退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并采取各種措施為中國經濟結構的轉型與升級贏得時間。

最終分析結論：

從富士康密集出事，以及其他一系列事件來看，中國人口紅利的消退速度可能快于預期。這也表明，留給中國經濟轉型的時間，也許并沒有那么充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