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2日，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出席聯合國氣候變化峰會，這是中國領導人首次在聯合國講壇上全面闡述中國的“氣候觀”。

胡錦濤的講話代表著中國在氣候變化上的承諾和策略，也顯示了中國“氣候政策”上的一貫性和完整性。胡錦濤演講開頭強調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中規(guī)定的“共同而有區(qū)別的責任”原則，認為這是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在正確軌道上運行的關鍵”。他認為，應對氣候變化和控制碳排放需要“在發(fā)展過程中推進，靠共同發(fā)展來解決”，中國已經制定了應對氣候變化的國家方案，那就是爭取完成2005年—2010年降低降低單位能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的指標。

顯然，中國不愿發(fā)達國家在巨額碳赤字還未“補償和結清”之際(中國科學院研究表明G8國家碳赤字高達5.5萬億美元)，接受硬性的減排標準，而是采取“碳密度標準路線”，即通過盡量降低每單位經濟產出的能耗(間接表示為碳排放)，來履行中國的全球氣候責任。胡錦濤表示，中國將加強節(jié)能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爭取2020年碳排放比2005年有顯著下降，讓可再生能源比重達到15%，增加森林碳匯以及大力發(fā)展綠色經濟和低碳經濟。

“碳密度標準”路線體現了中國“在發(fā)展中控制碳排放”的理念，將國際責任同發(fā)展權利相結合的探索性思考。導致全球氣溫上升是碳排放的總存量所致，而發(fā)達國家對1900年以來的氣候上升顯然承擔90%以上的責任，如果對中國、印度這樣的后發(fā)型發(fā)展中國家提出苛刻的總量控制要求——在年底的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要求它們承諾在2050年達到減排50%的目標，那么是一種“淡化歷史責任的歧視”，是不可接受。

不過，中國也要坦然接受自身“排放責任”上升的形勢，并要對未來的事態(tài)發(fā)展進行評估。首先，因為世界經濟危機原因，導致全世界GDP增長從2008年之前的3.6%變?yōu)?2%，這使近20年來的世界高碳排放勢頭突然被“打斷”。據國際能源署測算，2009年全球碳排放將下跌2.6%，這是40年來最大的一次跌幅。盡管美國碳排放總量還是世界第一，但由于美國繼續(xù)保持碳排放負增長勢頭將對局勢產生微妙影響。美國2008年碳排放比2007年下降了3.8%，2009年碳排放可能還將至少下跌6%。而2009年新興市場國家在碳排放上還是將增長0.7%，中國由于出臺了強勁的經濟刺激方案，4萬億撬動的天量信貸相當部分是基建工程，這對中國能源需求產生強大的推動。有人估計中國的碳排放增長在今年仍會出現5%左右的增幅。甚至在2009年之前中國的年碳排放量就將超過美國，這一排名的急劇變化將給中國在氣候談判上增加很大的壓力。

其次，有利于發(fā)展中國家的CDM機制正出現萎縮化趨勢，CDM是發(fā)達國家補償發(fā)展中國家的重要方式。所謂CDM就是在《京都協(xié)定書》框架下，有義務減排的發(fā)達國家可以從無減排義務的發(fā)展中國家購買碳排放交易額度，但由于世界經濟危機的沖擊，需要碳排放配額的企業(yè)(購買方)的需求大量萎縮，而碳排放標準達標的企業(yè)大量增多，導致碳排放配額越來越不值錢。例如歐洲現在的碳交易價僅是高峰期的1/3。而根據美國東部十州的碳交易季度拍賣會顯示，美國碳交易價格也是一路急挫，目前僅為1噸3美元，預測2012年將下跌到2美元。中國誤判了形勢，為碳交易價格設定了底價紅線，底價高于世界水平，這可能導致中國在CDM上的利益急劇下降。

另外，印度等發(fā)展中國家強烈提倡的“人均累計排放指標”，這也得到中國部分學者的呼應。“人均累計排放指標”意味這不僅要求發(fā)達國家考慮“歷史排放責任”，同時也要考慮到中印龐大的人口基數。但現在世界普遍的態(tài)度是“盡量讓地球的氣溫上升在1970年的基礎上控制2度”，而這需要的是總量上的努力。而“人均累計排放指標”則帶有一定利益本位色彩、缺乏“星球整體意識”，這隱含著“發(fā)達國家之所以擔負較多的責任是因為它們人口不夠多”，如果發(fā)達國家迎來人口狂潮那么它們的責任將會減輕一些(但這將會在碳排放總量上造成多么可怕的增加)。我們反復強調發(fā)達國家的歷史排放責任，但不能過度提倡以人口基數為核心的“人均碳排放觀”。盡管我們要盡量爭取談判籌碼，絕不接納強加于身的硬性排放指標，但卻不能以一個錯誤的概念來與之“博弈”，這反而弱化了說服力，處于更容易被攻擊的境地。

因為利益和成本分配的巨大沖突和差異，對哥本哈根氣候大會的悲觀在上升。即使談不成也無大礙，中國的“碳密度標準”就代表著一種漸進、理性的國內約束，從而更有成效為國際社會的碳排放控制提高貢獻程度。相反，如果一些國家采取一種過度激進的要求舉動，喪失了必要的話語平衡，導致碳排放體制的“崩盤”，那么無論美國、歐洲以及其他國家或將采取一種“國內懲罰式”機制，即用民族國家內部力量來打擊別國的碳排放，例如美國針對別國出臺嚴厲的碳排放稅，這必會導致其他國家報復。一種世界性的相互攻擊將會蔓延，碳排放的問題變成了貿易保護、貿易懲罰以及政策沖突，而這種結局將是令人非常遺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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