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評論員 任孟山

根據(jù)新華社8月5日的報道，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財政部、國資委、監(jiān)察部聯(lián)合發(fā)出的《關于妥善解決關閉破產國有企業(yè)退休人員等醫(yī)療保障有關問題的通知》指出，國家將給予破產國企退休人員醫(yī)保補助。

其實，這是兩個月之前就發(fā)出的一個通知，6月5日的中國廣播網做出過報道，但是，不知道為何現(xiàn)在又被重新報道了一遍，而且被掛在了各大網站的重要位置。況且，里面的內容并沒有變化。不過，這對牽涉到其利益的國企職工來說，無論如何都是一個好消息。特別是在通鋼事件發(fā)生后，這樣的消息對于國企職工來講，在心理上和生活保障預期上都是一個說得過去的安慰。

因為，通鋼悲劇的發(fā)生，雖然有很多原因，包括職工表達權利的喪失、職工權益的被漠視、社會利益相關者的參與甚至是鼓動等，但其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現(xiàn)有職工面臨著失業(yè)的危險，而且失業(yè)之后的相關利益也沒有任何說法。換句話說，即使在這個事件中，有別具用心的人串聯(lián)甚至組織，最主要的原因仍然是職工的利益問題。我們必須向死者表達悲哀并譴責和法辦那些施暴者，可是，我們也必須回過頭來正視曾經和將來仍然由于改革而被忽略的職工權益。

經過三十年改革之后的中國，現(xiàn)有的改革已經無法使所有人都從中受益了。從改革史的階段來說，當下的改革往往意味著一部分人失去，而另一部分人得到。顯然，這樣的結果會使改革阻力增加、改革效果削弱、改革進程減速。在通鋼事件中，我們可以看到上述現(xiàn)象的存在，比如吉林省國資委宣布“建龍集團永不參與重組通鋼”，事實上是暫停了改革進程。這個局面或許是誰都不想看到的，但它反映了當下國企改革推進過程中的窘境。

一方面，一些地方的改革代價如此之大；另一方面，國企改革的進程必須進行。那么，如何能夠減少代價來推動國企改革，也就成為了一個重要問題。而破解這一難題的有效方式，能夠順利推動國企改革，我們不妨借用一個概念，即“增量改革”。這是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俞可平提出的“增量民主”當中的一部分，但是，因為他講的主要是政治民主， “增量改革”也是說的政治民主。但是，我們在這里把它用在國企改革的意義上來講。

所謂“增量民主”，其實質是在不損害人民群眾原有政治利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增加新的政治利益。那么，按照這個思路，“增量改革”用在國企改革上，就是在不損害原有職工利益的前提下，或者說，至少是在最小限度地損害原有職工利益的前提下，來最大限度地增加新的職工利益。因為，國有企業(yè)從根本上講是國家作為代理人擁有的企業(yè)，不像民營企業(yè)那樣是某個或某些所有者的錢。

因此，在改革中產生的成本，從法理上講，它是由國家出面承擔的，而不是由某些人來承擔的。而國家出面承擔這些成本是應該的，是具有歷史正義性的。因為，國有企業(yè)職工在歷史上為共和國做出了貢獻，而且在社會保障不完善以及國企職位在歷史上是“鐵飯碗”的狀況，造成了國企職工在社會化保障上的缺陷。時至今日，我們現(xiàn)在已經回過頭來，逐漸彌補上世紀90年代因改革造成的大規(guī)模國企職工下崗而留下的欠賬，比如劃撥國有股充實社保賬戶。既然如此，今天我們就不應該再行欠下歷史賬單，而是在當下的改革進程中充分考慮到職工利益，尤其是那些可能因改革而面臨下崗的職工的利益。

或許因為改革而產生的成本，在一段時間內對地方政府或者中央政府產生壓力，但是應該看到：既然國企改革是一定要進行的，既然職工利益是一定要被納入的，那么，國家就應該為此負擔改革成本，而不是像上世紀90年代突飛猛進的國企改革中主要由個體來承擔。何況，已有的改革經驗證明，這樣的成本，也可以通過談判，讓那些參與改革的企業(yè)或老板來承擔一部分或大部分，甚至是全部。

不僅如此，對于改革成本應該在歷史的宏觀視野中加以考量，要看到改革之后的長遠收益，不能只看到現(xiàn)在推行改革的短期成本，它是中國轉型的歷史成本，是這個國家應該接受并承受的。概而言之，當下順利推動國企改革的原則應該是“補臺原則”，即充分考慮現(xiàn)有職工的利益，特別是充分考慮將要被改掉的國企職工的利益，即使無法完全保證他們的現(xiàn)有利益，也應該是最小限度地損害，從而在他們的可承受范圍之內。否則，誰都不能保證通鋼悲劇不會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