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滌 加州州立大學(長堤)商學院終身正教授

【鳳凰網財經專欄/專欄作者 孫滌】奧斯特羅姆(Elinor Ostrom)中了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昨天消息傳來，出乎大多數人的預期，驚訝多于欣喜。它的涵義，象征高于實質，和奧巴馬得到和平諾獎是同樣的道理。在美國國內，大家認識到，總統所得的獎，是預付他對世界事務要靠協商合作，避免強行干預乃至武力沖突的承諾，而非表彰他努力的成果；埋單的是布什總統，世界公論似乎扇了其所代表的美國霸道一個耳光。布什憑著不滿一千票的僥幸當選，卻頤指氣使，聲稱“凡不是我們朋友的就是我們的敵人”。橫行的企圖使美國蒙受損失，并且遭到各國包括多數美國人的唾棄。奧巴馬的膺選，更多地是出于世界阻遏美國成為帝國的野心的一種懲戒。

奧斯特羅姆的膺選則表達出了，和把持經濟學界多年的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分道揚鑣。本次經濟學獎的大熱門人物，尤金.法瑪多年來的工作——證券市場數據的統計分析，是市場有效(甚至無誤)理論的實證基礎。倫敦在預測獲獎者時開出的2：1的奇高賠率，賭法瑪得獎，可以看出他的背景。不幸，法瑪落選了。原因不在他本人，以研究工作的勤勉扎實，法瑪比起前幾任靠“市場無誤說”而得獎的，并沒有愧色。然而時不我與，“市場無誤說”在市場被捅破，去年金融市場的崩塌，無可挽回地使它信譽委地。要不是那次“決定性檢驗”的打擊，法瑪也許去年就能得獎；克魯格曼的當選也屬意外，就好比高爾夫球賽中的三桿洞一桿進洞。奧斯特羅姆的當選則更奇，是五桿洞的一桿進洞！倫敦的賭盤根本沒有考慮她獲獎的概率，連同獲獎的威廉姆森，制度經濟學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和主要貢獻者，得到的賠率也在50：1開外。

不妨這樣講，布什霸道行徑的破產使奧巴馬意外獲獎，市場原教旨理論的破產使克魯格曼、更使奧斯特羅姆意外得獎。事實上，自1998年LTCM 對沖基金運作失靈后，(LTCM的方法及工具的奠基人M.Scholes和R.Merton在早一年已經把獎拿到了手，他們要比法瑪幸運)經濟諾獎的評審重心就開始有所轉向。得主中與市場原教旨主義大異其趣的頗有人在。經濟諾獎的評委會的這一次選擇應該是明智的。假如經濟學還是科學中的一門，即便不如物理、生化那樣精準，而諾貝爾經濟學獎也不是旨在鼓勵某種意識形態(tài)，不是“軟”得難以檢驗的，如文學獎、和平獎那樣，那么獲獎人的經濟學成果就必須接受現實和市場的評測。本次市場危機的重創(chuàng)之下，經濟學人的反思和經濟學研究范式的轉換已是勢在必行。能否轉換平順，想想也明白，很艱巨。拒絕被證偽，是意識形態(tài)的固有屬性；一門學問之所以能被稱為“科學”，即使不能在市場上賣出高價但仍能受人信賴，就在于它是能夠被證偽的。我們相信，經濟學還是有若干科學性在。重讀T.庫恩五十年前的名著《科學變革的結構》會有啟發(fā)，當利略把日心說的薄紙給捅破之后，地心說在場面上還維持了很久，而羅馬教廷最后的公開認錯，要等到若望.保羅二世，四百年以后的1980年代了。

也有人說，奧氏的中獎，和獎勵女性從事經濟研究不無關系，畢竟四十年來還沒有哪位女性得過經濟學獎呢。這顯然是L.薩默斯犯過的錯誤，為此他丟掉了哈佛大學的校長職位。奧斯特羅姆的研究方法和方向有不少開創(chuàng)性，她的功力和勤勉也是有口皆碑。比如2002年經濟諾獎得主V.斯密就夸贊她是“任何場合和任何時代的一位楷模”。奧氏的訓練是政治學博士，結合到經濟研究，她很注重跨學科的項目課題，方法和關注面也是跨學科的。經濟學是一門有關“物質利益如何分配”的實學，把利益沖突的政治解決排除在外從來就是不可能的。結合她的實地體驗、細節(jié)調查、實驗方法，奧氏在研究上取得了不少拓展，及其別開生面的成果。為此她入選為美國藝術及科學院院士和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也曾擔任美國政治學會主席。

奧斯特羅姆在印第安納大學主持的“政治理論及政策分析訓練營”，專注于公共資源(common-pool resources,諸如團體共有的放牧草地、捕撈水域、灌溉系統，等等)的共同使用和管理，及其規(guī)則的設計制定。訓練研討用會商和妥協的試錯方法來謀求比較好的制度和組織選擇，從中很多人得到培訓，很多問題，尤其是發(fā)展中地區(qū)的難題(比如，尼泊爾偏遠農村地區(qū)的民間水利灌溉的建設和利益共享，等等)由此得到解決或提供借鑒。

奧氏的方法取經于科斯著名的“燈塔服務功能”解析，但她的考察面要寬廣得多。科斯得出公共品和服務不必由政府機構主導提供，私人間的安排可能更為有效。奧氏了解到這些問題牽涉到多方利益的集體行動，對動機和動因、資源和手段的約束的了解，都應當是具體而微的，一般原理常不管用，甚至誤導。她認為以“自我治理”(self-governance through self-organized institutions)為核心的多種形式——因時因地的折中妥協，可以是純民間的，完全政府的，通常是兩種某種程度的結合，只要有實效，能持久就成?？梢哉f，這是奧氏在制度和機制選擇上的“貓論”翻版，不過奧氏版“貓論”是來源于她和同事(特別是她的丈夫 Vincent Ostrom)長期實地工作得到的真知灼見。她認為，產權明晰的重要是基礎性的，但產權過分明晰則很危險。把“政府”和“個人”絕對分化，對立起來，對問題的解決是有害的。

奧氏強調，把“政府一元化”，不顧各級政府的多元利益平衡，無助于建設性解決方案的形成。在這里，過度集中(over-centralized)和過度私有 (over-privatized)同樣不可取。她認為，任何公共問題的解決方案必須同當時當地的具體利益和信息“相符”(commensurate)。我在北大匯豐商學院帶教學生時，經常強調要他們“行和思相符”，也是從奧斯特羅姆那里得到的啟發(fā)。我希望，在我們轉型時期的公共政策探索中，合宜性(commensurability) 能成為我們話語體系的一個中心概念。

上海人民出版社十多年前出的一本好書，奧爾森的《集體行動的邏輯》(“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M.Olson)提出了搭便車使公共政策和公共品的形成變得困難，而且組織的規(guī)模越大問題就越難，挑戰(zhàn)了傳統智慧，影響深遠。不過他是從負面來論證人類本性帶來的發(fā)展問題。(他后期的理論逐漸轉向積極探尋解決方案；要不是他在1998年已逝世，得獎也該有份。)而奧斯特羅姆則建設性地來考量問題，在現實約束下尋求適度的解決方案。

總之，奧氏的獲獎不僅替女性經濟學人的工作得到承認開辟了道路，更為多元利益——無論來自個人還是組織——與現實狀況相符的平衡，以“中庸之道”而非意識形態(tài)的價值判斷，為促進整個社會的發(fā)展開辟了道路。

她的獎項，值得慶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