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稅務部門已經確定在明年實施一攬子減稅政策，包括繼續(xù)上調個稅起征點、實施對9級個稅級距和級次的調整來增加工薪階層收入，同時還將對中小企業(yè)，服務性企業(yè)，高技術企業(yè)實施新的減稅政策。

金融危機影響下，內需不振和中小企業(yè)經營困難已是不爭的事實。在保增長、調結構、擴內需的政策思路下，居民消費應成為擴內需的內生動力，民間投資也無疑該成為投資的主體。因此，增長模式的轉變及增長的速度、健康度，其實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居民增收和中小企業(yè)的發(fā)展。

這其中包含兩層意思：一是，個人稅負的降低、個稅標準的提高能讓人們口袋鼓一點，從而刺激消費；二是給企業(yè)減稅，能有效減輕企業(yè)負擔，在增強其市場競爭力的同時，還可以鼓勵企業(yè)進行產業(yè)升級和擴大再生產，從而有效增加就業(yè)、帶動工資增長、刺激民間消費等一系列連鎖效應。

而目前的現(xiàn)實是：在初次分配中，勞動者工資的增長比不上企業(yè)的利潤增長；二次分配中，居民的收入增長趕不上國家財政收入增長。此外，中小企業(yè)融資太難，稅負卻相對沉重。因此，實施一攬子的減稅政策可謂順理成章、眾望所歸，也與即將啟動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互為呼應。

但同時也要看到，減稅必將對財政收入有一定影響，按以往的經驗，積極的財政政策反而可能導致企業(yè)和個人稅負進一步加重。因為，舉債投資、預算赤字的壓力通常會變成增加稅收。比如在1998年，國家發(fā)行1000億的特別國債，用于基礎設施投資，結果當年下半年追收了1000億元的稅。從2008年上半年的數(shù)據來看，中央的稅收收入更是GDP增速的三倍。

中央黨校教授王東京在《經濟參考報》撰文，解讀“積極性財政政策”的內涵。他說，之所以我們用“積極性財政政策”而非“擴張性”，恰恰在于我們的財政政策不單指舉債投資，重要的還在于減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