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開周

沈從文在小說里寫過民國時代一對夫妻，男的中國政法大學畢業(yè)，在上海某機關做小職員；女的北京女子師范大學畢業(yè)，專職做家庭主婦。

這女的本來也有工作———在學校教書，后來生小孩，把工作辭了。她一胎接一胎地生，一連生了四個。孩子一多，家務更忙，她更加沒法上崗了，一家六口人，全指著男人的薪水過日子。

男人每天坐班寫公文，一個月能掙60塊大洋，按購買力折成人民幣，至少相當于三四千塊。三四千塊不算高，但總在貧困線以上，節(jié)省一點的話，一家人吃飯綽綽有余。問題主要是住，他們住在上海，卻不是上海土著，用老上海最欠揍的話說，小兩口是從“鄉(xiāng)下”來的，在上海沒老宅，又買不起房，只能租著。

他們租的是一間公寓，那間公寓被二房東從中間隔了一張木板，南邊那半間住他們一家六口，北邊那半間住著一個小有名氣的自由撰稿人(其實就是沈從文本人)。

六口人住半間公寓，過日子肯定不太方便。就拿大小便來說吧，房間里沒有洗手間，樓下也沒有公共廁所，這家人只能用一只廢油漆桶來解決問題。每天下午車一來，女主人就提著滿滿當當一大桶往樓下走，樓道里頓時臭氣四溢。

像這樣簡陋的住所，二房東獅子大開口，每月居然收13塊大洋的房租。男人月薪60塊，刨去吃飯，刨去給小孩買洋奶粉的錢，刨去其他日常開銷，再也剩不下什么錢了。所以這對夫妻結婚八年，一直沒有存款，一直沒買下房子。

當時的上海跟現(xiàn)在一樣，房價之高居全國首位。據(jù)陳存仁老先生在《民國時代生活史》里回憶，同樣一樓一底兩層小樓，在鎮(zhèn)江賣幾百塊大洋，在北京賣幾千塊大洋，而在上海南城，賣主報價兩萬五千，少一個子兒都不行。房價高，房租也貴，民國十四年丁玲跟胡也頻同居，跑到北京西郊租獨院，一個月不過幾塊大洋；后來搬到上海跟沈從文拼租一公寓，各人竟然要分攤20塊大洋的租金，另外每人還要繳10塊大洋的水電費，居住面積不到北京的十分之一，房租卻是北京的十倍！所以丁玲等人也叫苦。

既然上海房價這么高、房租這么貴，干嘛還在上海待著，回“鄉(xiāng)下”去不行嗎？這種問題楊瀾委員在兩會上也向那些守在大城市拼租小空間的“蟻族”朋友提起過，可惜不頂用。倒不是“蟻族”們不聽勸，而是因為地區(qū)發(fā)展極不均衡，“鄉(xiāng)下”居住成本雖低，卻沒有上海那樣的高薪崗位、發(fā)展機會、基礎教育和治安環(huán)境。譬如文章開頭那對小夫妻吧，恐怕他們住得再擠也不會離開上海，以免四個小孩享受不到好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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