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三聚氰胺事件的曝光讓中國乳品行業(yè)蒙羞；三年后，一場對新《乳品安全國家標準》的爭議，又讓人們開始擔心——中國的牛奶還能喝嗎？日前，在一次牛奶業(yè)內部研討會上，廣州市奶業(yè)協會理事長王丁棉再次“炮轟”奶業(yè)新國標，稱其為世界最低最差。

在新頒布的奶業(yè)國家標準中，生乳的蛋白質含量和菌落總數等兩項標準，都低于1986年的水平。其中，每100克生乳的蛋白質含量由原標準中的2.95克，下降到了2.8克，遠低于發(fā)達國家3.0克以上的標準；而每毫升牛奶中的菌落總數標準卻由原來的50萬上升到了200萬，是發(fā)達國家標準的20倍。

新《乳品安全國家標準》的制定可謂集思廣益，由衛(wèi)生部牽頭的協調小組完成。小組成員包括衛(wèi)生部、農業(yè)部、國標委、工業(yè)和信息化部、工商總局、質檢總局、食品藥品監(jiān)督管理局，以及中國奶業(yè)協會、輕工聯合會、乳制品工業(yè)協會等行業(yè)協會，其中包括70多位專家。

牛奶作為重要的日常飲品，關系到每個人的健康，在食品安全問題層出不窮的當下，由眾多部委、協會和專家共同制定的國家標準，一夜倒退25年并且還是“世界最低最差”，自然讓人們質疑和憤慨——以前擔心的是不達標的產品，現在連達標的產品也信不過了。

這種退步確實沒有道理，但講不了道理的時候，我們通常要講“國情”

去年7月13日，衛(wèi)生部召開新聞發(fā)布會詳解奶業(yè)新國標，黑龍江省奶業(yè)協會秘書長吳和平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新標準符合中國國情。在標準的制定和討論當中，廣大奶農和養(yǎng)殖戶強烈呼吁，要求科學設置乳蛋白、菌落總數等指標，部分乳品企業(yè)也有相應要求。

最近，內蒙古奶協秘書長那達木德也對媒體表示，新標準考慮了國情。他說“我們國家72%的奶牛都是散戶飼養(yǎng)，養(yǎng)殖環(huán)境比較差，乳房炎的發(fā)病率也高。如果按老國標來執(zhí)行的話，這樣的牛奶都要倒掉！”

只不過，協會官員們在考慮奶農、奶企的國情時，卻忘了考慮消費者的國情。如果真要談國情，那我們可以說，13億中國人的身體狀況，更需要和西方標準一樣的好牛奶，這才是最大的國情。

我們并不想在牛奶質量標準的問題上抬杠，我們相信七部委和行業(yè)協會的專家們在制定標準時，充分考慮了中國乳制品行業(yè)的現狀；我們更相信，中國標準并不能簡單地與西方標準做比較，即使西方國家也有不同的標準——如果用歐盟的標準來衡量，美國的牛奶也不合格。

“標準”的好壞都是比出來的。人們認為現行的標準不好，是把它和15年前的國家標準比較、和西方國家的標準比較。但西方國家的標準難道就是最好的嗎？所謂的“最好標準”在現實中并不存在，我們相信西方標準也是一個妥協的結果，是建立在一個不危及健康安全基礎上的合適標準，一個被多數人接受的標準。

問題的關鍵就在這里——多數人能接受的、達成妥協的標準。

人們對當前乳品質量標準的不滿意，是因為奶農、奶制品企業(yè)接受了，可多數消費者卻不接受——人們不能接受質量標準的倒退，也不能接受和知道的西方標準懸殊差距。

如果一味追求高標準但奶制品價格又上不去，消費者是滿意了，奶農卻會不滿意。在2009年，數千名奶農在歐盟總部抗議示威，在街頭點燃草垛，就是因為高標準的“歐洲奶”價格下跌。

牛奶的安全國家標準究竟該由誰來制定？如果我們把生產者和消費者簡單地看成兩個人，那么就應該由這兩個人共同來制定，生產者說出自己的各種質量標準下的生產成本，消費者評估自己的健康需求和支付能力，雙方在談判中達成妥協——最后確定的標準，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最壞的，而是最能接受的。

可在現實中，制定牛奶安全標準的既不是買方也不是賣方，而是個第三方(政府，當然我們也稱其為監(jiān)管者)，如果這個第三方只把賣方(奶農和奶企)的“強烈呼吁”當作國情，定出來的標準自然不會讓老百姓滿意。

制定一個行業(yè)的標準和規(guī)則，如同制定一部新法律，讓利益各方充分參與、以民主的方式討論，才會贏得社會的認可，也許最終的結果并非最優(yōu)，但一定會最合適。而且，就算最后不能達成妥協，甚至沒有標準，人們也會因為無法達成共識而接受沒有標準的事實。

涉及消費者利益的牛奶標準，應由消費者參與制定，至少該有人能真正表達消費者們的想法。同理，社會上各種制度、規(guī)則和標準，也該有人民的參與，由人民通過“待議”制度來表達訴求，否則，社會能接受的標準永遠都出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