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佳

對標普調低美國主權信用評級一事，想來有幾個問題要厘清：

第一，標普下調評級是事情的果、不是因。也就是說，如果沒有美國財政狀況的持續(xù)惡化，也不會有降級一事。評級下調了，股市、商品市場都大跌了，找原因似乎都認為是標普闖的禍，看來是把因果搞錯了。

第二，為何在穆迪與惠譽都沒有下調美國主權信用評級的情況下，市場依然有巨大的下跌？從這一點說，標普在這件事情上只是“皇帝的新衣”里說了實話的小孩。真相沒有戳穿之前大家都自欺欺人，現在，擔心的事情開始顯現出來，所以市場才會這么恐慌。

之所以特別強調“在這件事情上”，是因為很多時候，社會容易產生“陰謀論”，認為標普之舉應該不會單純。誠然，在過往的歷史上，特別在金融危機的爆發(fā)上，三大評級機構有很多可指責之處，但在下調美國主權信用上，標普成為最大贏家，為自己挽回了一定的聲譽。在標普之后，穆迪也警告存在下調美國信用評級的可能。

2001年的“911”極大地挫敗了美國人的信心，更糟糕的是美國政府和美聯儲魯莽且危險的應對措施，最終將美國拖入泥潭，這才是美國國債危機背后的實質。歐洲的情況不會比美國更好，這樣，世界經濟的兩大引擎的降速(甚至可能熄火)不可避免地對其他國家產生嚴重拖累(姑且不說金融市場的沖擊)。國內會如何應該將是今后的重點關注所在。

在本周二的國務院會議上，首次未提到近期的高頻詞“把抑制通脹作為首要任務”，顯然，國際形勢的變化可能使得通脹不再是最急切之事，繼續(xù)收緊顯然不再適合了。此時的政策有些尷尬，不敢動，但又不能完全不動，于是，動用匯率工具的說法開始相繼冒了出來。

匯率工具做什么用、怎么用？現在的說法基本上是，以升值來對抗通脹，這樣的做法對輸入型通脹頗為有效，又可以回避存準率難以繼續(xù)上調、利率不敢輕動的局面。如果真這么想，可能會大錯特錯！

首先，選用匯率工具主要是擔心美國的長期接近零的利率會進一步推高大宗商品價格，殊不知，計價貨幣固然是影響價格的因素之一，但不是主要因素，大宗商品更多的是由供求狀況決定。我們此時不去考慮經濟下滑可能帶來的大宗商品價格的下跌，反而習慣性地考慮美元貶值對價格的推高，有些舍本逐末；

其次，國內通脹的構成不是簡單的輸入型，其內生因素更多。讓人民幣升值，甚至形成長期穩(wěn)定升值的預期(發(fā)改委副主任語：人民幣將長期保持升值趨勢)，勢必造成熱錢的持續(xù)流入，這必然會推升國內通脹。一得一失之間，孰重孰輕？

再次，不敢動用利率工具無非兩個考量：地方融資平臺不可承受以及擔心利差引發(fā)熱錢流入。地方融資平臺對貨幣政策的綁架令人無語，而所謂利差造成的資金流入，應該小于穩(wěn)定的匯率升值前景吸引的資金流入規(guī)模；

最后，雖然學者認為升值對國內出口影響不大，甚至可以推動出口結構的轉型，但實際效果未必如此。且一旦出口嚴重受阻，也必將傳遞至其他非出口部門。在其他國家競相貶值的情況下，我們還片面升值，不單使國內產業(yè)受挫，等于給了正愁找不到出路的國外資金以安全的避風港。結果將孰喜孰悲？

再回到幾個根本性問題：人民幣倒底是不是低估了？是該應景式的升值還是該趁徹底完善匯率制度，同時扭轉目前受制于美元的困局？最近人民幣的走高倒底是市場避險或高額順差所致，還是有官方意圖？

08年危機后各國的應急措施顯然不能再沿用，其弊端已開始顯現：在新興市場國家表現為通脹，在發(fā)達國家表現為社會問題的頻出，包括挪威慘案和英國騷亂，在中東更為激烈，以致引發(fā)了政權的更迭。危機始終要找個出口，問題不可能靠掩蓋來解決。如果我們承認客觀規(guī)律，那么就應該承認繁榮之后有衰退，而不是以延遲衰退的手法來積聚更多的問題。

換個角度想，或許此時正是推動制度改革的好時機。我們的利率管制，我們的匯率制度，甚至于整個金融制度都有太多需要改革的地方，推不動是因為近憂多過遠慮，是因為利益集團過于龐大。這確實需要勇氣和智慧，應對得好，或許真可以化“危”為近機。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