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改革，30多年前姍姍起步，20年前南巡后轟轟烈烈，今天已經死氣沉沉。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20年以來中國最大的發(fā)展，就是在保留計劃經濟和公有制主體的基礎上，給了市場經濟和私有制一點點空間。

就中國改革的目標而言，很多人認為中國的改革目標是發(fā)展經濟。只要中國的經濟發(fā)展了，改革的任務也就完成了。如果經濟發(fā)展真是改革目標的話，中國已經成為金磚四國之一，國內生產總值、進出口貿易額、甚至鋼和汽車的產銷量在世界各國的排名中都已經名列前茅了，民眾已經基本脫貧了，那么，經濟已經發(fā)展了，改革的目標也就已經基本達到了，改革也應該劃上句號了。然而，似乎沒有人認為中國的改革已經完成使命。

如果認為中國改革的動力不是擺脫貧困，而是因為舊體制、舊意識形態(tài)出了問題；如果認為中國的改革目標不應該僅僅是發(fā)展經濟，而應該是從道德上、制度上改革舊體制、舊意識形態(tài)出那么，中國的改革幾乎還沒有發(fā)生。到目前為止，中國對于改革是什么，中國改革本身有沒有它的靈魂、有沒有它的內在價值、有沒有它的制導系統(tǒng)，在朝野之間幾乎沒有什么共識。假如改革在屬性上與舊體制、舊意識形態(tài)是完全一致的，那么改革是多余的。如果改革本身沒有其不同于舊體制、舊意識形態(tài)的價值導向，那么無論已經改革了多少年，這樣的改革依然是在原地兜圈。

毫不奇怪的是，中國的改革是危機累計和危機推進的改革。20年來，中國的GPD增加了很多。但是，根本的危機不僅沒有解決，積累的危機反而更多更重了。這種改革用制造危機的方法來解決危機。每一項改革都試圖解決一個已存在的社會危機，但是改革本身又帶來了新的危機。這場改革解決了當時中國的很多問題，但同時也制造了許多新的問題，以至于現在改革自身都成了問題。這場改革解并沒有觸動舊制度的根本。改革繞開了、而不是解決了根本的制度問題。許多跡象都表明，中國的改革已經開始大步折返！于是，重啟改革的呼聲又再次浮現！南巡的話題也被再度提起。

如果說，為了打破89僵局，20年前帶有帝王色彩的“南巡”是必須的，那么，20年后即使再南巡則還是不夠的。20年前中國的改革再出發(fā)，是鄧小平發(fā)動的，是由上至下的。今天，一些人為了挽救改革，提出了通過頂層設計來重續(xù)改革的主張。

然而，我認為，這種頂層設計的思路是一條行不通的路。中國的改革從來就不是頂層設計的，而是頂層許可的。鄧小平不是改革的總設計師，而是總許可師。如果說，中國的改革取得了什么成就的話，那就是舊體制綁在中國人身上的繩子少了幾道，但是松綁的道路依然很艱巨，而且一些松開的繩索正在重新被綁上。如果有什么設計的話，那就是設計如何松綁，如何在必要時再綁上幾道。改革中的創(chuàng)新永遠在民間不在頂層。過去30年改革的頂層設計之路并沒有給中國的改革找到出路，我們怎么能還寄希望于這樣的頂層設計思路呢？

頂層設計的思路，關鍵在于誰是頂層，設計什么。頂層設計的本質是，是維護現狀，而不是改變現狀。頂層設計的思路，在我看來，是一條寄希望于明君同時又拔高自己的思路。中國從古到今，每個朝代的各項制度與政策都是由頂層設計的，沒有老百姓的發(fā)言與參與。如果頂層設計能解決問題，中國就不會有那么多朝代了。

鄧小平的改革是為了挽救這個制度。但是制度的存續(xù)不應該高于每個中國人的福祉。中國人數千年以來一直把希望寄托在明君身上，文人則把自己的希望以國家的名義寄托在做帝王師身上，從而一舉完成頂層設計。君臣一起下一盤大棋，一下便是數千年，把中國下成今年這個這樣子。原來中國大陸只是落后于西方，現在比日本、中國臺灣、印度都要落后了。民主政治靠選舉，威權政治靠維穩(wěn)。由于剝奪了民間的發(fā)言權與參與權，頂層設計的結果只能是行“維穩(wěn)政治”

92年南巡時，鄧小平強調不爭論。然而，今天的中國則需要一場大爭論。中國的危機在根本上是價值與信仰的危機，以及由此引發(fā)的正當性危機。這也是舊體制中最致命的問題。而改革關注的是GDP，它根本無視這方面的危機，因而也絕無可能解決這個危機。目前，在現行的制度框架內，改革已經沒有空間了。發(fā)展經濟也罷，頂層設計也罷，都解決不了這個危機。所以，僅靠頂層設計是不夠的。今天的中國變革的動力，已經轉為由下至上。國人們已經開始向中國的政治制度要自由了。中國不應該再涉險摸石過河了，應該走民主憲政的康莊大路。中國的下一步應該是從改革走向改制。改革的春天已經過去了，再來的應該是改制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