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xiàn)在面臨的不是中等收入陷阱(可能也有這樣的因素)，而是轉型陷阱。無論把改革提到多高，如果沒有普通民眾對改革的認同，改革是不成功的。

中國需要一次新的觀念變革，現(xiàn)在是新觀念形成的時刻。我剛才在座位上看到人民日報的評論，叫“寧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機”。為什么這么說？中國可能又到了一個檻，現(xiàn)在人們喜歡用樂觀贊美的語言講過去20年的變化，但我覺得不能否認，現(xiàn)在的社會氛圍和20年前有非常大的差別。年紀較大的人現(xiàn)在可以回想起來，1980年代時，整個社會充滿了希望，充滿了生機，充滿了活力，但今天，社會已經讓人覺得沉悶。整個社會氛圍、社會氣質，已經發(fā)生了非常大的變化。在2011年年底，很多活動在總結過去的一年，有主持人問我，用一個什么詞來形容過去的一年？我仔細想了一個詞，叫做“醞釀”。好的東西在醞釀，壞的東西也在醞釀，但我覺得不更重要的是醞釀一個共識。

這個共識是什么？人們從不同的角度應該認識到：得變革，不改革不行。中國現(xiàn)在遇到的是一個什么檻？現(xiàn)在社會上講得最多的是中等收入陷阱。這是很多國家都會遇到的問題，有人總結歷史經驗，說只有日本、韓國等少數(shù)國家順利跨過了這個檻，成為發(fā)達國家。有相當一部分國家都沒有走過來，仍然是中等收入國家。

我對這個解釋有些不同的看法。2012年1月8日，我們發(fā)布了一個研究報告，討論怎樣面對當下的困境，報告最核心的觀念是，現(xiàn)在面臨的不是中等收入陷阱(可能也有這樣的因素)，而是轉型陷阱。

中國和很多國家在體制上有很大差別，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后，在改革中獲得巨大利益的集團，不想再往前走，要求就停在這兒，他們正在把一些體制性的因素定型。過去把這種狀態(tài)當作過渡性的改革，但現(xiàn)在有一種很明顯的力量要求把這個權力與利益格局定型下來。

所以，提出轉型陷阱這一問題，我感覺意義非常重大。1990年代初，鄧小平南方講話，當時中國面臨一個根本抉擇，是向前走還是向后走？丁學良教授講，鄧小平有魄力，推動歷史往前走，但我覺得現(xiàn)在面臨的情況比那時要復雜。

今天的中國可能有三種選擇，一是往前走，一是往后退，一是就在這個地方別動，維持現(xiàn)狀。從目前來說，維持現(xiàn)狀是一個主導性的力量。這是中國現(xiàn)在面臨的主要問題。

如果了解這一點，就可以明確，在轉型陷阱中，進一步深化改革阻力在什么地方。一方面，當然是來自既得利益集團的阻力。前一段時間有領導講，現(xiàn)在改革最大的阻力是既得利益格局。如果說二三十年前最大的改革阻力是意識形態(tài)，現(xiàn)在已經不是了。

另外一個阻力就是改革共識的破裂。我經常參加一些關于改革的會議，我感覺到一種氣氛，參加者至少在呼喚改革。但在社會中，甚至有些老百姓一提改革就心驚肉跳，因為一改不是這個地方要吃虧就是那個地方要吃虧。這才是改革的真正阻力。

這是現(xiàn)在中國改革一個很重要的危機?，F(xiàn)在不是改不改革的問題，需要從一種誤區(qū)中走出來。有人認為：雖說意識形態(tài)的阻力沒原來那么大，但意識形態(tài)的框架仍然存在。但重點不在這里，重點是如何重建以公平正義為核心的改革新共識。在2005年討論改革時，我說，不改革是死路一條。但如果沒有對過去三十年改革的反思，也會走出很多問題。改革再出發(fā)，起點在什么地方？就是要有改革的新目標，新共識。新共識就是要有公平正義。

現(xiàn)在，公平正義是凝聚改革開放的核心理念。無論把改革提到多高，如果沒有普通民眾對改革的認同，改革是不成功的。而能獲得這種認同的最基本條件就是公平正義。

三十年里，貧富差距不斷擴大。三十年前還很容易改變財富格局，現(xiàn)在很難變了。社會在定型，如果不能用公平正義打破日益定型的利益格局，改革新共識很難建立。

另外，也只有公平正義才能為社會奠定更穩(wěn)固的基礎。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取得了很大成就，但這個社會也越來越脆弱。

問題在哪？我覺得，社會需要精神基礎，需要一個公認的價值。上上下下都要有這樣的共識，而這就需要把社會建立在公平正義的基礎上。也只有重建公平正義這種共識，才能實現(xiàn)全面發(fā)展，提升人們幸福感，使人民生活得更好。

廣東是中國最早提出要提升居民幸福感的省份，這兩年做了大量工作。人民的幸福感來自什么地方？有一條主線，就是公平正義。既涉及民生改善，也涉及到體制改革。起碼，人們遇到了不公的事情，有說理的地方。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取得的重大成就和變革分不開，但同時也要認識到，今天存在的諸多問題，是因為這些年的變革不徹底。我們需要更徹底的改革舉措，以跳出轉型陷阱，重建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