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P：

戶籍改革有助挽回人口紅利

如果我們希望通過工資上漲來改善收入分配，也希望企業(yè)有機會進行必要的產業(yè)結構調整，以保證這種改善是可持續(xù)的，那么用戶籍制度改革來拉動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和漲工資的效果是一樣，而且這個轉移的過程還能帶來資源配置和效率提高

隨著勞動年齡人口絕對數的減少，中國勞動力供給的形勢已經發(fā)生根本性的變化。政府和企業(yè)今后將不得不面對勞動力短缺成為常態(tài)的現(xiàn)實。

如何進一步穩(wěn)定農民工的就業(yè)、提高他們的勞動參與率以及如何進一步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等等都成為新一屆政府在促進經濟增長時必須破解的難題。

作為一位長期關注勞動力流動的經濟學家，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P認為，戶籍制度改革對于提升中國的潛在增長率有立竿見影的效果，當前應盡快出臺戶籍制度改革的時間表和路線圖。

3月1日兩會前夕，百忙之中的蔡?P在社科院辦公室接受了《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的獨家專訪。

人口紅利正在喪失

第一財經日報：最近備受關注的一條新聞是國家統(tǒng)計局稱2012年59歲以下勞動年齡人口出現(xiàn)了絕對數的下降，這表明中國的人口結構出現(xiàn)了什么變化，對于中國未來的經濟發(fā)展又意味著什么？

蔡?P：國際上一般將15到64歲作為勞動年齡人口，這是勞動力的基礎。中國把范圍縮小為15到59歲也是合適的，因為中國退休年齡基數是60歲，女性會有所提前，擁有較高職稱會有所推后，而且由于中國勞動年齡人口的受教育年齡在60歲上下會大幅下降，也難以適應勞動力市場的需求。

國家統(tǒng)計局宣布去年這個勞動年齡段人口減少了345萬，這也就意味著中國勞動力絕對增長也是負數了。過去中國經濟增長依靠人口紅利，直接表現(xiàn)為勞動年齡人口增長，人口撫養(yǎng)比下降。隨著勞動年齡人口停止增長，而人口撫養(yǎng)比上升，說明人口紅利正在喪失。

人口紅利的喪失這幾年表現(xiàn)為勞動力短缺現(xiàn)象、招工難現(xiàn)象，低端勞動力工資提高較快，產品中的勞動力成本上升也比較快，勞動密集型產業(yè)有一部分正在喪失比較優(yōu)勢，這對于中國經濟增長會有非常強烈的影響，也意味著我們轉變經濟發(fā)展方式、調整產業(yè)結構的任務空前迫切。

日報：有學者的研究顯示，中國的人口結構曲線向后推30年，與日本的曲線幾乎重合，日本的經驗對中國有什么借鑒意義？

蔡?P：各個國家人口轉變的軌跡都是相似的，只是有的快有的慢。日本相對于早期的發(fā)達國家來說，它的人口轉變更快，它喪失人口紅利更快，老齡化速度更快，老齡化程度也更高。

但相比于日本，中國人口紅利喪失的速度更快。舉個例子，在這一轉變過程中有兩個轉折點，一個是劉易斯轉折點，一個是勞動年齡人口下降、喪失人口紅利的轉折點。

劉易斯轉折點會出現(xiàn)勞動力短缺和工資上漲的現(xiàn)象，如果企業(yè)不漲工資就招不到人，這與典型的二元經濟完全不一樣了。日本是1960年左右跨越了劉易斯轉折點，到1990年才進入第二個轉折點，勞動年齡人口不增長，人口撫養(yǎng)比上升，逐漸喪失比較優(yōu)勢。日本在這兩點之間經歷了30年的時間，足夠使它從中等收入國家跨越到高收入國家。

而對中國來說，首現(xiàn)民工荒是2004年，這可以看做是劉易斯轉折點，接著2012年就出現(xiàn)勞動年齡的人口下降，這兩個轉折點之間相隔的時間非常短。今后再走下去我們老齡化的軌跡會和其他比較早的發(fā)達國家很相似，但速度會比他們快得多，未富先老的特征非常明顯，這對于我們的挑戰(zhàn)非常大。

日報：勞動年齡人口下降是如何影響中國經濟增長的？

蔡?P：勞動年齡人口下降意味著未來勞動力總供給趨勢是負增長的，也意味著勞動力開始短缺了，資本投入的邊際回報率也會相應下降，未來正常情況下，投資增長速度也不可能保持這么快，因此，如果把這些因素加進去來估算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我們會發(fā)現(xiàn)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從人口紅利消失的轉折點開始就從比較高的水平有了大幅的下降。

戶籍改革有助提高潛在生產率

日報：您最近多次呼吁中國應該接受經濟增長減速的現(xiàn)實，不贊成采取人為刺激經濟增長來超越潛在增長率，那是否有提高潛在生產率的辦法？

蔡?P：潛在生產率的下降是一個很正常的趨勢。但我們也希望能從生產要素的供給和生產率進步的角度來尋找提高潛在增長率的方法。其中，最直接的一條就是改變勞動力的供給，雖然總量是不可能改變的，但可以提高勞動參與率。

這就與戶籍制度改革直接相關，如果能夠通過戶籍改革提高農民工的勞動參與率，整個社會的勞動力參與率就提高了。我們做了一個估算，假如說在2011年到2020年間，勞動參與率每年提高一個百分點——一個點其實并不高——就可以導致在這期間GDP的潛在增長率提高0.88個百分點，

從另一角度來說，如果進行戶籍制度改革，農民工可以享受基本公共服務，那表明政府用公共政策的調整來代替市場工資過快增長。工資上漲是一件好事，但工資上漲過快會導致產業(yè)結構調整的速度也過快，在極端情況下甚至會出現(xiàn)休克的狀態(tài)，過多的企業(yè)沒有時間調整就倒閉了。

如果我們希望通過工資上漲來改善收入分配，也希望企業(yè)有機會進行必要的產業(yè)結構調整，以保證這種改善是可持續(xù)的，那么用戶籍制度改革來拉動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和漲工資的效果是一樣，而且這個轉移的過程還能帶來資源配置和效率提高。

我們也做了測算，如果在2011到2020年全要素生產率每年提高的速度增加一個百分點，潛在增長率也可以提高0.99個百分點，效果就更明顯了。所以我說戶籍制度改革有著立竿見影的效果。

日報：這是不是表明戶籍制度改革可以延緩第一次人口紅利？兩者之間是什么樣的關系？

蔡?P：第一次人口紅利雖然正在喪失，但還是有潛力的。當城市勞動力供給越來越不足的時候，我們是依靠農村轉移勞動力大規(guī)模進城來填補了勞動力的需求。目前這部分需求很強烈，而供給也在減少，因而就遇到了民工荒和招工難的現(xiàn)象。但在看到這個現(xiàn)象必然性的同時，我們也發(fā)現(xiàn)其中有一些體制的因素還在阻礙農民工更充分地轉移，戶籍制度就是其中之一。

由于存在戶籍制度，有1.6億農民工已經轉到了城市，他們幫助推進了城市化，官方公布的城市化率是53%，但非農業(yè)戶籍占全國人口的比重只有35%，其中有十幾個百分點的差距，這表明農民工轉到城市從事非農產業(yè)，但是他們沒有得到城市的戶口。

由于沒有得到城市的戶口，他們的社會保障就不健全，就業(yè)不穩(wěn)定。當宏觀經濟遇到周期性波動，就業(yè)崗位減少，農民工自然就返鄉(xiāng)。此外，城市職工正常的退休年齡是60歲，而農民工某種程度上四五十歲就退休了。這兩個原因導致農民工勞動參與率的降低。

農民工已經成為中國勞動力的主體，城市就業(yè)中存量有三分之一都是農民工，增量有三分之二是農民工，他們勞動參與率的降低會大幅拉低整體的勞動參與率。在勞動年齡人口整體不再增長的情況下，勞動參與率再降低，供給就成問題了。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是一個一邊轉移、一邊又制造新的剩余的過程。隨著農業(yè)生產機械化的提高，農業(yè)所需勞動力就會進一步減少，劉易斯拐點雖然出現(xiàn)了，但嚴格來說，還有大量機會把農村勞動力向外轉移。

我們曾經做過估算，根據國家統(tǒng)計局的數據，當前務農勞動力的比重還有34%，如果按照他們的勞動時間來計算，事實上只需要24%就夠了。即使是24%，也高于與我們處于同一發(fā)展階段的國家，這些國家一般平均務農勞動力的比重是14%。由此可見，農村還有10到20個百分點的勞動力有待轉移。要實現(xiàn)這些勞動力的轉移同樣需要戶籍制度的改革。

因此，戶籍制度改革已經成為當前亟待推動的一項改革，實現(xiàn)農民工市民化，讓農民工可以得到城市的戶口和基本公共服務，提高勞動參與率，也可以拉動更多的勞動力轉向非農產業(yè)。

戶籍改革的路徑選擇

日報：戶籍制度改革這么多年的舉步維艱，改革好像陷入了一個僵局。在當前的這種情況下，您覺得戶籍改革應該采取何種路徑？

蔡?P：戶籍制度改革應該兩條腿并行，一方面，由于最主要的公共服務的差距是由戶籍身份衍生出來的，因此要盡可能地把更多的農民工納入城市戶籍，他們基本公共服務問題自然就解決了。這個方面可能地路徑還是選擇性的，需要勞動合同簽訂時間、社會保險繳納年限等條件。這條路的速度可能不會那么快。

另一條腿也要同時邁進，在戶籍制度沒有徹底改變之前，盡可能讓常住人口享受公共服務。這也是十八大報告中直接要求的，1.6億農民工就是屬于常住人口，在他們沒有得到戶籍之前，也可以得到基本公共服務，這就縮小了戶籍的功能，剝離戶籍和基本公共服務的關系。這樣，兩條腿向前走路速度就更快一些。

總體來說，戶籍制度改革仍然是漸進性的，不可能一夜之間所有的城市都放開，但速度應該比原來有實質性的提高，相關政府和部門應該制定出時間表和路線圖。

日報：戶籍制度改革，或是說農民工市民化，是一項有收益但也需付出成本的改革，您覺得相關利益方應該如何分攤改革的成本？

蔡?P：戶籍改革是一項收益遠遠大于成本的改革，戶籍改革并不僅僅是經濟長期可持續(xù)增長的關鍵，而且也會減少社會的風險?，F(xiàn)在的農民工中60%以上都是新生代農工，未來不太可能回到土地上。如果他們既不能回到土地，又不能在城市得到市民化待遇，那么可能會成為不安定的群體。

除此之外，我們還應該看到，農民工參與基本公共服務更多地充當一個貢獻者的角色?，F(xiàn)行五大社會保險基本上都是現(xiàn)收現(xiàn)付的性質?，F(xiàn)收現(xiàn)付就意味著農民工是最合適的勞動力，他們的貢獻可以彌補城市社?；鸬牟蛔悖麄冾I取回報是在幾十年之后了。

至于成本，我覺得可以做一些頂層設計來合理分擔。從中央和地方的角度來說，比如可以重新劃分事權。增加中央事權的一個可能性是，利用這個機會把義務教育的責任由中央來承擔。

中央已經連續(xù)多年提出要保證農民工的孩子在城市公立學校接受義務教育，但實際上地方遇到成本問題很難實現(xiàn)。如果由中央統(tǒng)一來做這件事情更好，可以解決多年以來地方義務教育不均衡的問題。

社會保障則仍可以由地方來做。因為農民工是社保的貢獻者，這對于地方來說是一種激勵，吸引的農民工越多，它解決社會保障能力越強，也能保障更高的經濟增長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