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凰財經4月6日訊 以“革新、責任、合作：亞洲尋求共同發(fā)展”為主題的2013年博鰲亞洲論壇6日至8日召開，圍繞經濟復蘇、改革創(chuàng)新、區(qū)域合作、民生發(fā)展等議題，來自43個國家和地區(qū)的政要、知名學者和工商界翹楚，聚首海南島小鎮(zhèn)博鰲，直面革新挑戰(zhàn)，求解發(fā)展難題，今年年歐元區(qū)要走出衰退可能小。

全球化合作論壇副秘書長張其佐在《債務風險：下一個爆發(fā)點》分論壇上發(fā)表了演講，在演講中他表示，歐債危機其根本問題并沒有解決，已經成為了慢性病，解決歐債危機將是一個長期的、復雜的問題。

以下為對話實錄：

主持人(Peter Costello)：女士們、先生們：今天討論的話題是：“債務風險，下一個爆發(fā)點”，結束之后大家就知道答案了。我的名字是Peter Costello，此前是澳大利亞的財長，做了12年，從90年代中期到2002年。我簡單介紹一下嘉賓：穆迪主權風險亞太主管Tom Byrne先生；財新傳媒總發(fā)行人兼總編輯胡舒立女士；春華資本董事長胡祖六先生；Lazard全球副董事長Gary Parr先生；中國財政部前部長項懷誠先生；全球化合作論壇副秘書長、G20與新興國家經濟發(fā)展戰(zhàn)略研究中心主任張其佐先生。感謝各位嘉賓參加今天的討論，謝謝。

主持人(Peter Costello)：回到我做政府官員的那段時間，那時候經歷了1994年墨西哥債務危機，還有1997年債務危機，和土耳其2001年違約、阿根廷違約，還有2008年發(fā)生的金融危機。歐洲的周邊國家在2012年發(fā)生了問題。有一本書認為從1860年有100多個債務問題，14個銀行危機，在所有這些危機當中中國做得很棒，非常、非常棒，尤其在2008年的時候，1994年墨亞洲金融危機的時候中國毫發(fā)無損，中國向受到影響的國家提供了流動性。每一次遇到金融崩潰的時候，我們的問題就會越來越大，現在也許超越了國際金融機構能夠應對的水平。在每次危機之后我們都承諾，我們要進行改革，我們要對國際金融體系進行改革，我必須說我們現在從2009年開始發(fā)生了很多的變化，2天前我讀了《金融時報》一篇文章說不要驚慌，金融改革很快就會遍布美國，也就是說在雷曼兄弟在2009年崩盤、倒閉之后5年我們終于看到金融改革了。我們還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如何能夠在金融銀行出現倒閉的時候在私營部門和公共部門之間分擔損失。在2008年出現了道德危機，2008年我們的經驗教訓是有一些金融機構太大了，政府不會允許你倒閉的，政府會去援助你。債務危機已經存在很長時間了，而且將來也會存在很長的時間，但是這種危機會變得越來越大，風險會越來越高。 C

主持人(Peter Costello)：開始今天的討論，我首先問Gary Parr一個問題，他是Lazard全球副董事長，歐洲是大家都關注的一個地區(qū)，因為塞浦路斯出現了違約，我們看到西班牙銀行出現了問題，歐洲的債務危機是不是結束了呢？

Gary Parr：簡單來講，看一下歐洲，我看到有各種各樣的危機，其中一個是流動性危機，第二個是財政危機，或者說財務的衰退、經濟的衰退。流動性的危機，市場上充分的流動性，銀行的危機逐漸得到了解決。關于第二種危機是財政方面的危機，在歐洲很多國家都遇到了這個問題，而且從一個歐洲國家逐漸轉移到另外一個歐洲國家，歐洲有其他的問題要解決。一是銀行體系仍然資本不足，并沒有完全注資來促進增長，有一些銀行是不錯的，但有一些銀行的狀況不好，需要進一步注資。另外一點非常重要的，從銀行體制來看，歐洲央行并不是強有力的監(jiān)管者，歐洲需要統一的監(jiān)管者才可以在市場上樹立信心。我們需要監(jiān)管者說資本的問題不是問題，歐洲正在加速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希望未來幾年能夠解決。 Parr：簡

Gary Parr：看看歐洲這個問題沒有解決，我們會找到共同的力量。 Parr：看

主持人(Peter Costello)：能不能介紹一下中國對歐洲市場的看法？請張先生回答。

張其佐：三句話：一是歐債危機形勢有所緩和，但仍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二是歐洲的歐元區(qū)仍處在衰退之中，今年的前景不容樂觀。也就是說2013年歐元區(qū)要走出衰退，這個可能性比較小，是兩可之間；三是歐債危機其根本問題并沒有解決，已經成為了慢性病，解決歐債危機將是一個長期的、復雜的問題。謝謝。

主持人(Peter Costello)：還有誰想要評論一下歐洲的問題，Tom Byrne。 Costel

Tom Byrne：謝謝。我想評價一下，關于財政危機很多的主權國家可能會遇到財務的危機，在歐洲最基本的問題就是歐洲福利體系的構建，在經濟增長快速的情況下建立的，也就是說增長非常快，收入可以進行再分配。但現在從本世紀開始到經濟放緩，我們不再看到快速的增長，變成了衰退，我們現在出現了滯脹。當出現滯脹的時候，當增長非常緩慢的時候，整個福利體系使得債臺高筑，低增長的國家遇到了困難。德國是另外，德國具有高度生產效率的國家。我想補充一點，我們看一個國家是不是能夠重塑增長模型，我們對英國進行了降級，從AAA降到AA-，就是因為增長比較緩慢。 Byr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