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左志堅

4月20日上午8：02，四川雅安發(fā)生7.0級地震，成都震感強烈。五年前汶川地震的慘狀被瞬間喚醒，四川災區(qū)再次牽動國人神經。

和2008年不一樣，這次災難來臨之際，地方政府和部隊已經有過汶川、玉樹的救援經驗，氣候條件也比當年好太多。無人機迅速拿回全景數據，救援部隊瞬間集結出發(fā)，政府救災即刻進入專業(yè)軌道。與此同時，來自民間的醫(yī)療、物資資源也第一時間集結，其速度比之政府亦毫不遜色。

由于大量人員、物資迅速涌入，通往災區(qū)的救援通道出現了擁堵。此時出現了一種觀點，“志愿者不要去災區(qū)添亂”。五年前，逾百萬志愿者自發(fā)涌入川震災區(qū)，輿論一片譽美之詞，如今行動更迅速、專業(yè)素養(yǎng)更高的志愿者，反倒遭遇了質疑。

對于這個話題，一些當年的志愿者也在微博上做了反思。作家韓寒一條被轉發(fā)40多萬次的博客說，“確實有一些志愿者身體出了狀況、救人反要被人救，也偶有志愿者的車堵路”。四川作家李承鵬也說了他的汶川經驗，第一條就是“非專業(yè)者盡量不要進入災區(qū)占用通道”

然而，這并不意味著民間個體和機構就完全不需要介入。國辦發(fā)出的通知中，僅說“單位團體，未經批準暫不進入災區(qū)”，而對志愿者團體的措辭是，“非緊急救援人員、志愿者團在現階段盡量不要自行前往災區(qū)”。我理解為，政府并不排斥有專業(yè)能力的緊急救援組織。

其實在大災來臨之際，救援資源自然是越多越好。即便政府力量訓練有素，要在地形復雜、交通不便的災區(qū)瞬間開展拉網式救援，依然是不現實的。韓寒也認為，志愿者帶去的幫助要遠遠多過造成的麻煩。李承鵬在干道以外的救援，就彌補了焦點災區(qū)外的一處盲點。

真正的麻煩，并不是志愿者，而是雜亂無序的志愿者。真正的問題，也不是志愿者要不要去災區(qū)，而是志愿者應當如何組織。志愿者徒具熱血固不足取，冷嘲熱諷更無必要。

縱觀本次救災過程，政府專業(yè)、民間理性，雖然偶有暫時的擁堵，但政府與民間的理性與專業(yè)，有明顯提升。只是二者之間的對接，仍然大有可為。

首先要解決的，就是官民互信。例如，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受到一片質疑乃至謾罵，就有一種意見認為官辦慈善完全不可信，民間應該自行救援不依靠政府。

實際上，即便在日本這種地震多發(fā)、NGO已十分成熟的國家，政府也依然是救災的主體。在任何國家，政府在基礎信息、機械裝備、動員能力等方面，都是民間不可能比擬的，民間組織再發(fā)達也不可能取代政府成為救災的主導者，而民間機構若要提升救援的有效性，也應該盡量與政府配合。

所以政府急需改進的問題是：官辦公益機構要提升透明度和公信力。

其次要解決的問題是，官民資源對接。參與過救災的人士應該記得，當災后瞬間物資從全國涌來時，要解決的問題就不是募捐，而是如何將物資有效發(fā)送到最需要的人手中。

這方面，主導救災的政府應該主動發(fā)揮作用，要設立專門機構，與民間組織對接，將民間資源統(tǒng)一納入救援的大平臺上來，優(yōu)化救援的整體效率。

政府的開放與民間志愿者的整合，對抗震救災將有深遠的意義。在接下來的臨時安置、災后重建環(huán)節(jié)中，災區(qū)仍然需要大量的物資，僅以政府之力依然不現實。NGO在醫(yī)療、教育、照顧殘障、心理干預、村民重建領域，仍有很大空間。

此外，我一直認為，日常的防震機制和抗震教育才更重要，但由于沒有迫在眉睫的生存危機，所以社會和政府的重視程度都遠遠不夠，社會資源的動員也缺乏后勁。

近年幾次大震，多發(fā)于西部山區(qū)，這些地震帶上潛藏著許多危機，要讓政府逐一說服地震帶上的農民，并把每座山上的防震設計都做到位，這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尤其是這些區(qū)域，政府財政并不寬裕，完全可以讓NGO和社會資源介入，為偏遠農民提供長期、基礎的幫助。

今年兩會期間，“直接登記制度”打開了社會組織蓬勃生長的空間，利用這一時機，將優(yōu)質的社會資源有序導入，將公眾對災難的關注，轉化為防震教育、抗震演習，才是防災之本。政府和社會用血淚積攢起來的經驗和理性，應該在互信和磨合之中轉化為堅實的防震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