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府自1949年由農村進入城市后，所建構起來的許多制度，如戶籍制度、就業(yè)制度、遷徙制度、醫(yī)療制度、保障制度、教育制度和福利制度等等，就像修筑起來的一堵高固堅厚的巨大城墻一樣，城墻的外圍還挖掘了又寬又深的巨大護城河。城外邊的所人就是居住在農村并從事農業(yè)的農民，城里面的所有人就是那些具有優(yōu)越感的官員和市民。長期的戰(zhàn)爭雖然徹底底摧毀了作為安全屏障的磚石城墻，但此后隨即建構起來的制度之墻卻更加堅固耐用和高大厚重，歷經三十余年的改革開放也沒能將其摧毀。雖然城里城外同屬于一個國家，也主要是由城外人打下來的天下，但城里城外卻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概括地說就是“一國兩制”。尤其可怕的是，城外的中國農民占居了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六十多年后的中國農民仍然沒有得到六十多年前許給他們的各種承諾。

中國農民堪稱為當代世界上最為勤勞善良的的農民，但在高度集權型的計劃經濟時代，中國農民被迫成為了政府最好管理掌控的農民，事實上更是最為痛苦不幸的農民。在中國農民占據了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國情下，如果沒有中國農民的解放和富裕，中華民族的繁榮昌盛也將是一個非常遙遠的夢。在中國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時代，居住在城里的各類官員都是擁有絕對自由的一等公民，居住在城里的普通市民都是擁有相對自由的二等公民，居住在城外的中國農民都是被隔離和被邊緣化的三等公民，當然還有在城外監(jiān)獄里關押的四等“公民，居官民對立和城鄉(xiāng)割裂是高度集權型計劃經濟時代的一個主要特征，在此制度框架的約束下，只有成為市民才是脫貧的惟一希望，而只有從政做官則是發(fā)家致富的惟一路徑。做官不僅可以贏得個人的尊嚴和體面，并且還可以“一人做官，雞犬升天”，整個家族和親朋好友還會獲得先富帶動后富“擴展效應”。其實，做官并不創(chuàng)造財富，而只是在消耗和揮霍財富，而且是消耗和揮霍由國民大眾所創(chuàng)造和上繳的財富——稅收，更為可怕的是，迄今為止，“官本位”還仍然是中國人職業(yè)選擇的首要決策。

1957年在城里劃定的“右派分子”不許再繼續(xù)住在城里，而是被發(fā)配到偏遠的農村進行“勞動改造”；十年文革期間在城里無業(yè)可就的初高中畢業(yè)生，也被派往條件艱苦的農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原本農村家庭出身并實現了向上流動的城里人如果犯了“政治錯誤”，也都是統(tǒng)統(tǒng)被趕往城外的農村原籍等；但從來沒有農民犯了“錯誤”而被趕往城里的事情發(fā)生，而只能呆在農村繼續(xù)從事更加艱苦無望的農業(yè)勞動；如果城里的弱勢人群家庭貧困或者失業(yè)，政府就會發(fā)給他們最低生活保障金或失業(yè)救濟金，而農村大量的貧困家庭和失業(yè)者(隱性失業(yè))卻從來沒有人問津；如果城里人到了退休年齡就可以退休后不工作而領取退休金并安享晚年，而農村人永遠不會有“退休年之說，一直會在烈日炎炎下勞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即使發(fā)生了同樣的死亡事故比如交通事故，城市與農村之間的賠償金額或生命價值也完全不同，農村死亡者的生命價值也會被賠償制度所強制貶值┄┄如果尊敬的讀者要問作者“農村是什么？”我可以非常貼切地告訴你：盡管有時候農村是一個桃花盛開的地方，你可以走在充滿希望的田野上，但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和在很大程度上，中國農村很像是一個巨大的勞改農場！

農業(yè)真苦、農民真窮和農村真危險的“三真”說法，就是對中國“三農”處境的真實描述，農民是弱勢群體、農業(yè)是弱勢產業(yè)和農村是弱化地區(qū)的“三弱”現象，就是中國農村的真實畫面。正是由于被各種制度所長期隔離的被動困境，或者說被城市主流制度所邊緣化的弱勢狀態(tài)，所以中國農村孩子從小“好好學習、天天向上”的惟一目的，就是一直想跳出這個令人感到無奈、感到窒息、感到絕望的“農村陷阱”，從而能夠成為一個具有起碼人格尊嚴的城里人，當然最好是成為既居住在城里也能夠擁有各種特權的各種官員。只有成為作為城里人的中國市民，也有可能獲得自己所希望得到的生活，而作為農民只能永遠地被強權鎖定在一個貧困的制度陷阱里。如果一個人憑借自己的聰明才干和勤奮努力無法解決人生出路問題，無法獲取本應獲取的向上流動，幸福的障礙就只能是制度陷阱，而絕不可能是其它問題。痛苦和絕望在多數情況下就只能是一種制度現象，權益貧困是一切貧困的根源。中國于1959-1961年發(fā)生的“三年困難(大饑荒)”，就是一個由制度扭曲所引發(fā)的典型案例。

由于中國于1952-1956年期間，在產權制度方面盲目和無知地進行了狂熱的“社會主義改造”，人們普遍地失去了創(chuàng)造財富和積累財富的制度激勵。當中國富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對此提出批評意見的時候，1957年北京又以強權制度發(fā)動了打擊和鎮(zhèn)壓中國知識分子階層的“反右運動”。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制度以其特有的愚昧無知和“致命的自負”，在1958年又發(fā)動了無視民生和注定會失敗的“大躍進運動”。這接二連三的一系列制度不幸，終于釀成了1959-1961年間的“三年困難(大饑荒)”。到底在“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了多少人，至今也沒有官方的統(tǒng)計數字公布。著名經濟學家茅于軾先生曾依據統(tǒng)計年鑒的人口增減情況，做出了一個大致而粗略的最低估算，認為起碼要有4000萬人被餓死，這大概要相當于西歐或非洲一個中小國家的全部人口規(guī)模。

“三年困難”說是從1959-1961期間只有三年的時間，實際上整個五六十年代的糧食都很緊張，只是那三年比較典型而已。況且說得時間長了和程度重了，也會給“無比優(yōu)越”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制度抹黑，在國內對國民大眾無法交代，在國際上也會損害國家形象，定得時間短一些和描述得程度輕一些，也就是為了在政治上能夠遮丑吧。那時候也沒有互聯網可以傳播信息，各地區(qū)之間和官民之間存在著嚴重的信息不對稱，百姓獲取異地信息的惟一渠道就是政府的宣教工具，于是乎從上到下的各級黨政機構就統(tǒng)一口徑，利用自己絕對掌控的全部輿論工具，采用了極其模糊的政治措辭，就把那一段令人不堪回首的歲月，輕描淡寫和不痛不癢地叫做“三年困難”說也經常叫做“三年自然災害”。事實上絕對不止是“困難”兩個字所能形容的，而且也不是三年的時間，起碼應該是五六年的時間，事實上絕準確的叫法應該是“五年大饑荒”或“六年大饑荒”等。

關于“三年困難”的成因，毫無疑問只能來源于“天災”和“人禍”兩個方面，放大“天災”和減輕“人禍”兩則是中國官方一貫的做法?！疤鞛摹碑斎皇侵缸匀粸暮?，“人禍”也主要歸咎于蘇聯撤走專家的結果，而不認為是國內集權和錯誤決策的結果。概而言之，就是將“三年困難”的成因，對內主要歸咎于“自然災害，“對外主要歸咎于蘇聯“撕毀合約”，這樣就可以“保持”中央政府和偉大領袖的一貫偉大正確。甚至與偉大領袖在此之前竭力發(fā)動的“產權改造運動”、“反右運動”和“大躍進運動”，有沒有關系或有多大的關系，也基本上不允許進行廣泛深入的理論研究和學術討論。迄今為止，仍然沒有任何機構和個人向人民作出正式的檢討或道歉，就更不用說承擔任何責任了。我們也沒有一套可以行之有效的可信憲政制度，可以讓國民大眾對禍害他們的人或機構加以彈劾或問責?！白匀煌庖蛘f”一直是官方的結論，至于民間和學界的看法，也就僅僅是看法而已，因為官方一直是控制著整個意識形態(tài)和所有媒體等宣教工具。國外的看法就更不用說了，那是敵對勢力的惡意宣傳或“和平演變”，自然要堅決反對和駁斥，而絕對不會當做勸告和提醒，更會對大眾加以全面封閉。

在那個惡魘般的五六十時代，不論中國農村有多么困難，被制度隔離在城墻之外的中國農民，都必須以“公糧”的形式上交農業(yè)稅，用以滿足城市市民的計劃供應，因此城里人基本上都躲過了那場災難，起碼是沒有被餓死的。至于中國大小所官員的孩子，既沒有一個忍饑挨餓的，更沒有被餓死的，被餓死的全都是農村人。即使中國農村的村官的孩子，也都存活了下來，挨餓的程度也遠低于一般農村家庭的孩子。盡管農村普通人家的孩子不一定都被餓死，但被餓死的一定都是農村普通人家的孩子或老人。城里人尤其是黨政官員和國企干部，永遠無法理解“三年困難”那場苦難、困難和災難，給農村人所造成的威脅有多麼嚴峻、嚴酷和嚴重！

有趣的是在作者曾經與一位朋友閑聊，這位朋友就是1960年在農村出生的，而且他的父母在此前后一共生育了八個孩子，全都存活了下來。聽到這個情況，我立刻本能而直覺地說道：“您父母一定是個村官！”這位朋友也很爽快地告訴我：“父親是村支部書記?！鼻『抿炞C了我的基本判斷，這個判斷其實是一個基于國情的制度命題。當時我心里在想，在當時糧食產量很低，又給國家上繳了公糧的情況下，這位朋友的父親一定是在分糧食的時候，利用自己手中惟有的村官那點小權力，少分給了村里其他農戶應該得到的口糧，將截留的口糧弄到了自己家里，或者是利用控制村里倉庫的機會，將放在倉庫的“種子”，趁著某個月高夜黑的夜晚，偷偷地弄到了自己家里做了口糧。要不然的話，在如此困難的中國農村，絕對不會成功地生育和養(yǎng)活了那么多的孩子。

令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中國農民非常有幸的是，2005年12月29日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9次會議經表決而做出了一個重大決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徹底廢止《農業(yè)稅條例》，中央政府鄭重宣布全面取消在中國實行了半個多世紀的農業(yè)稅，把這項農民盼望已久惠農政策上升為了國家法律，從而使在中國大地上延續(xù)了2600年的“皇糧國稅”——農業(yè)稅，終于走進了歷史垃圾堆。自古以來的中國歷朝歷代，都是主要靠著農民的稅賦來維持其政府運轉和官員消費，農業(yè)稅自然也成為農民負擔中最大最重的一個首要組成部分。1949年以后的中國農民用辛勤的勞動成果和艱苦的農村生活，支撐了中國工業(yè)化和城市經濟的歷史發(fā)展進程，這是中國農民許多偉大貢獻中最為顯著的一個貢獻。毫無疑問，全部取消農業(yè)稅是中央政府的一個重大決策，中國農民將因此而普遍受益和無比欣喜，從而成為一個了不起的“驚人之舉”。但同時我們也應該指出的是，中國不是世界上第一個廢除農業(yè)稅的國家，而是世界上最后一個廢除農業(yè)稅的國家，中國廢除了農業(yè)稅以后，這個文明的世界上從此再也不會存在對農民征稅的國家，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我們反省和深思的重要事件。

由于“社會主義改造”、“反右運動”、“大躍進運動”和“三年困難”造成了一系列重大發(fā)展困境，中國普通百姓、知識階層和少數決策者在隨后的反思中，也發(fā)出了不同的聲音，但為了消除異己力量并維護個人崇拜的存在，于是北京又悍然發(fā)動了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十年文革”。至于“反右運和“文革”到底直接和間接地整死了多少人？尤其是被害死的那些富有良知并敢于抗爭的知識分子精英，迄今仍然不得而知！迄今人們都還像噩耗一般地回憶起那個時代的許多事情和經歷，并充滿了對集權制度的憤怒和控訴。

中國1949年以后之所以會發(fā)生一系列禍國殃民和荒唐透頂的大事情，其基本原因就是沒有在尊重民意的基礎上，保護私人產權和實行市場經濟，也就是高度集權型的計劃經濟制度系統(tǒng)化地深度剝奪了國民大眾本應具有的“天賦人權”和荒個人主權”，作為全體國民大眾自主發(fā)展權益的基本人權，都被中央政府所剝奪、所強制、所計劃和所命令，而且是“不服從者不得食”

如果從1949年起就富有理性地保護私人產權和發(fā)展市場經濟，在此基礎上自由分工和自由交易，國民大眾能夠自由選擇，市場經濟制度早就會發(fā)達成熟起來了，遺憾的是直到今天還遠未重構起成熟的市場經濟制度；

如果從1949年起就富有理性地保護私人產權和發(fā)展市場經濟，自然就不會全國性地剝奪個人長期積累的私有財產，也不會強制性地建構產權邊界模糊的公有制，更不可能強迫國民大眾去搞勞民傷財的計劃性“大躍進運動”，自然也就不會出現慘絕人寰的“三年困難”；

如果從1949年起就富有理性地將包括言論自由和學術爭鳴在內的基本人權加以真正保護，自然也就不會發(fā)生像“反右運動”和學十年文革”這種十分罕見和毀滅知識的重大歷史悲?。?/p>

如果中國從1949年起就富有理性地保護國民大眾的基本人權，并允許中國農民具有自由選擇的發(fā)展權益，中國人口發(fā)展和勞動就業(yè)的城市化進程也就不會到今天還如此滯后，中國農民也不會迄今還如此貧困；

如果從1949年起就富有理性地保護私人產權和實行市場經濟制度，與競爭性的物品市場相適應，中國也會形成最具有發(fā)展活力的物品市場、思想市場和政治市場，中國也許已經進入了中等發(fā)達國家的行列；

如果……中國為此而付出了極其高昂的機會成本，并最終都由百姓來承擔。

1949年后中國所發(fā)生的許多重大歷史悲劇，應當成為中華民族永遠不能忘卻的國家民族記憶，由此才能有效消除其路徑依賴性，并防止其死灰復燃。但迄今為止，官方仍然還在對其內幕掩蓋和遮蔽，國民大眾還無法知曉其中的很多事實真相，很多人的思維還仍然停留在“反右”和遮文革”狀態(tài)。缺乏的是歷史反思和理性良知，不缺乏的是特權無恥和愚昧無知，至多只能給我們中國留下一個模棱兩可和支離破碎的模糊記憶，并有可能成為阻抗中國未來發(fā)展的一個重大歷史陰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