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進峰；張爍

5月，中國國有銀行體系低迷的信貸投放，讓此前超預期的制造業(yè)PMI數據看起來有些難以理解。

6月4日，權威人士向本報記者透露，5月下旬，工、農、中、建四家大型銀行信貸投放再現(xiàn)反常性低迷，截至5月31日，四大行新增人民幣貸款僅為2080億元，其中工行和建行維持了一貫穩(wěn)健的投放態(tài)勢，新增人民幣貸款均在700億元以上，農行為520億元，而剛換帥的中行新增僅150億元，其信貸投放力度甚至低于股份制銀行。

看似疲軟的信貸數據背后，中國實體經濟真實的融資需求或許被掩蓋了。

6月4日，農行公司業(yè)務部門人士告訴記者，2013年以來，信貸需求相當旺盛，這一點從銀行貸款定價上已經充分顯現(xiàn)，“新增貸款中，利率上浮的比例依然在50%上下，下浮占比只有15%左右?！?/p>

然而另一方面，接受采訪的多位銀行業(yè)人士也表示，4-5月份，銀行體系信貸投放持續(xù)走低，主要原因，“實體經濟狀況并未改善，貸款有效需求不足，甚至出現(xiàn)了單月下降的狀況”。

如此矛盾，隱喻著中國龐大的社會融資體系正在面臨結構性失衡：一方面，在信貸額度管控之下，成本較低的貸款成為稀缺資源，尤其在“城鎮(zhèn)化”效應推動之下，地方政府中長期基礎設施貸款需求旺盛，再度對小微企業(yè)融資形成擠出效應；另一方面，過去9個月，快速膨脹的非銀行信貸融資推動社會融資規(guī)模不斷走向新高，但并沒有傳導的實體經濟。

在德意志銀行大中華區(qū)首席經濟學家馬駿看來，上半年的實際信貸環(huán)境未必像社會融資總額的數據表現(xiàn)得那樣寬松。

“官方報告的非銀行融資規(guī)模能夠拉動經濟增長的力度小于許多人的想象，也小于銀行貸款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鑒于到目前增長比較低迷，通脹明顯低于預期目標，下半年的信貸政策有略微松動的空間。”馬駿分析。

地方政府加速提款

5月份四大行信貸投放不力，這回存款沒有拖后腿。

前述權威人士透露，5月份，工、農、中、建四大行人民幣存款在經歷了前三周持續(xù)流出之后，最后一周強勁回流，當月新增人民幣存款超過4000億元。

這也導致進入6月，存款再度從銀行體系流出，6月前兩個工作，四大行人民幣存款負增長200億元左右，新增貸款約250億。

2013年，中國銀行體系所謂旺盛的信貸需求主要來自于基建和房地產，一方面，地方政府換屆后，中長期基建項目加速上馬，加之原有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借新償舊”的壓力，融資需求旺盛；另一方面，在房地產市場升溫之下，中長期個人住房按揭貸款對新增貸款貢獻力度巨大。

以4月為例，當月四大行新增信貸2455億元，再加上國開行和交行新增的約1267億人民幣貸款，六家大型銀行新增貸款約3700億元，從其貸款結構上看，短期貸款僅僅增加58億元。

來自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調研顯示，今年以來平臺公司紛紛加大銀行貸款提款量。以重慶兩江集團為例，該公司成立時，與商業(yè)銀行簽署的授信協(xié)議總額約為2500億，截至去年底，簽訂貸款合同的則有600多億，直接入賬的為300多億。

然而，這一數據在今年4月已經上升到約500億，顯示提款速度加快。同時，來自中金公司的調研報告顯示，對于地方平臺公司，銀行貸款利率仍較為低廉。目前銀行貸款利率是基準利率，而在2011年資金緊張的時候是有所上浮的。

此外，由于江浙沿海一帶中小企業(yè)不良貸款持續(xù)攀升，各家銀行對小微企業(yè)流動資金貸款偏好明顯減弱，多家銀行業(yè)人士表示，銀行紛紛采取主動管控小微企業(yè)貸款增量的行動。

實體經濟的微妙變化均會反映到商業(yè)銀行資產定價端。接近工行的人士表示，該行全年貸款目標9000億，一季度實現(xiàn)2500多億，占比27.4%，符合“3：3：2：2” 投放節(jié)奏，收益率方面，今年一季度有約85%的貸款完成了重定價，其中，新增貸款利率上浮的比例為48.4%，下浮比例20.6%。

“貸款收益率5.93%，比2012 年下降27BP?！鄙鲜鋈耸勘硎尽?/p>

套利活躍

2013年，金融脫媒已成不可阻擋之勢，即便連地方政府融資平臺也紛紛做出將持續(xù)擴大非銀行融資占比的計劃。

以上述重慶兩江集團為例，今年規(guī)劃新增融資量中，銀行貸款、直接融資(銀行間市場債券、城投債)、其他(保險公司等)的比例為6：3：1。

如此背景下，社會融資規(guī)模結構性變化值得關注。以4月數據為例，當月社會融資規(guī)模為1.75萬億，同比多增0.78萬億，其中人民幣貸款對社會融資總量的貢獻度已經連續(xù)兩個季度降至45%，顯著低于去年同期的70%。同時，委托貸款、信托貸款和企業(yè)債新增均接近2000億元，未貼現(xiàn)承兌匯票增長更超過2200億元。非信貸融資相當活躍。

在馬駿看來，過去九個月內社會融資總額雖然增長很快，但沒有傳導到實體經濟。估計有如下幾種原因：第一，由于若干事件的沖擊，使企業(yè)即使獲得了融資也傾向于“囤積”資金，而不敢或不能及時啟動投資項目。比如今年3月以來“地產政策”的不確定性的增加就使一些資金較為充裕的開發(fā)商推遲項目開工。這類“信心”問題導致了資金的“流通速度”的下降，降低了貸款和非銀行融資拉動實體經濟的能力。

“第二，由于各種類型的套利，企業(yè)從銀行獲得的貸款資金以其他形式(如信托、委托貸款)被轉貸，導致社會融資總額的重復計算和社會融資總金額增長率被高估。第三，一些企業(yè)和平臺由于現(xiàn)金流出現(xiàn)問題，需要靠借新貸還舊貸的利息，使社會融資總額對實體經濟提供的‘凈增’融資規(guī)模被高估。”馬駿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