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凰財經(jīng)訊 9月11日消息，世界經(jīng)濟論壇2013年新領軍者年會暨第七屆夏季達沃斯論壇今日在大連開幕?！爸匦滤伎紪|亞未來”分論壇討論結(jié)束，嘉賓們從經(jīng)濟發(fā)展，文化歷史，生活教育等方面討論了中日韓三國進一步合作的空間，分析交往交流中的現(xiàn)實問題和困難。

以下為文字實錄：

主持人蘇理達：我們這一場的會議現(xiàn)在開始！

我們這一場的主題是“重新思考東亞的未來”，牽扯到三個重要的國家，我給大家稍微介紹一下這個大小。如果我們把中國、韓國和日本的GDP合起來大概是世界GDP的20%，其實是亞洲的70%。從貿(mào)易的角度來說，這三個國家是6千億美元的貿(mào)易。大家都知道，在三個國家在經(jīng)濟上非常成功，可以說目前在世界上是最成功的三個國家，尤其是在過去幾年。但是我們一起來思考這三個國家，現(xiàn)在因為有某些小國之間小島的爭議，報紙上報道得很多，所以我們忘了這些經(jīng)濟的情況，我們有的時候也忘了中國和韓國受日本的殖民，還有出現(xiàn)大屠殺，死了那么多人，破壞那么大，經(jīng)常把這個因素忽略掉。

如果我們今天回顧一下歷史，看看報紙的媒體，我們有的時候就會忘記其實有一個更大的觀點，實際上這三個國家有好幾十人的和平共處，應該說有很多互相的交流和授粉，或者是互相影響，因為有共同的一些類似的文化、技術(shù)，比如說從大米的文化，還有道教、儒教、佛教，有很多這種共享的文化背景，還有在藝術(shù)、文化、建筑方面也有很多是共享的東西，有類似的方面。如果再看看16世紀到19世紀，實際上這三個國家都是和平共處的。那么長時間的和平共處在其他地方是很難見到的，所以我們不要忘記這些。

我為什么一開始就提出這些問題？因為現(xiàn)在把這些問題排除在外，我們不要在討論當中討論這些問題，我們不要再去想過去了，要展望未來。我們也不要去講很多政治的緊張，而更多的是講貿(mào)易、文化、經(jīng)濟和技術(shù)合作方面的未來或者展望。我們大家共同來商量一下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新的想法，可以有更多的一些發(fā)展。在座臺上有五位演講者，我們只有一個小時的時間，我就不準備一一介紹了，在會議的資料當中都有介紹。他們幾位分別來自于這三個國家，而且都是重量級的人物。還有另外一位就是在夏威夷，也就是太平洋中間那個小島來的Charles E.Morrison先生。他們有的是政治家，有的是大學里的教授，他們有一些共同點，都是思想家，他們在不同的協(xié)會當中擔任不同的任務，發(fā)揮不同的作用，多少和政府有點聯(lián)系，他們都是國際人士。所以我們這里可以用英文來交流。

首先請Kil Jeong-Woo先生，他是韓國議會的成員，也有很多外交方面的經(jīng)驗。請Kil先生告訴我，為什么通過非政治手段來解決這些緊張這么困難？這是由于政治家沒有什么想象力嗎？當然和你過去記者生涯有聯(lián)系，是不是還有別的原因？Kil先生你剛才說了，我們?nèi)齻€國家都很大，都很重要。

Kil Jeong-Woo：你剛才問的是不是政治家有想象力，有創(chuàng)造性?？偟膩碚f，應該是政治家并不是沒有什么創(chuàng)造力，也沒有什么想象力。他們當然對公眾的聲音很敏感，尤其在這種社會媒體世界中，生活在這么一個環(huán)境中，我們生存是很困難的。為什么我們生存這么艱難？就是因為我們沒有創(chuàng)造力。但是如果看這三個國家的具體數(shù)據(jù)，我們就可以看到其實這三個國家當中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對中國來說，韓國和日本是最大的貿(mào)易伙伴，但是那兩個國家都一樣，和中國也是對打的貿(mào)易伙伴。所以他們之間互相的旅游，所以現(xiàn)在出現(xiàn)這么多的政治爭端和緊張，我覺得實際上這三個國家都是付出了一些代價。由于我們那么成功，所以我們付出了代價。像中國的崛起，還有日本在這20年中有所放緩，但是日本現(xiàn)在又回升了。所以中國的崛起和日本的恢復，韓國也是在崛起之中。所以這三個國家在近代歷史上是非常成功的，應該說這是很少有的。我們看看世界上其他200多個國家，我們的這個狀態(tài)已經(jīng)很不尋常了。

但是我們這里也要付出一定的代價，我覺得我們不應該悲觀。如果我們可以有更多的創(chuàng)造力，更有想象力，包括政治家在內(nèi)，在很多問題上，他們有辦法來擺脫這種困境。

主持人蘇理達：你覺得媒體、報界可以發(fā)揮作用嗎？

Kil Jeong-Woo：我大部分的事業(yè)是在媒體渡過的，就日本和韓國的雙邊關(guān)系中，我希望中國和韓國的媒體也可以更均衡的來看待現(xiàn)在這些問題。包括歷史上的問題，希望可以更均衡一下。我不知道中國的媒體是怎么樣來報道現(xiàn)有的爭議。但是我覺得，韓國的媒體我們是可以保持更好的一種平衡。

主持人蘇理達：下面我想請問周先生，你是一個學者，你是國際關(guān)系和國際法的專家，你也參加了很多非常實際的一些貿(mào)易問題，發(fā)展出口等等。你覺得掙錢的基本動機是不是可以促進三個國家之間更密切的合作？

周漢民：我覺得是可以的。我覺得最大的驅(qū)動力，咱們來看一些數(shù)據(jù)。剛才講到這三個國家的經(jīng)濟實力，在整個世界的比例來說是相當大的，這三個國家在過去一年中是全世界總GDP的24%，是東亞的90%，是1.5兆。這三個國家之間的貿(mào)易只占了這些國家數(shù)據(jù)的20%，當然有直接外來投資，這個外來投資只占去了三個國家總的直接對外投資的1.3%。

我把這些數(shù)據(jù)列舉出來是為了說明，其實有很多潛力，我們還有很多可以挖得更深的發(fā)展空間。好在所有的國家都注意到這一點，而且希望有一些創(chuàng)新。今年3月28日三個國家展開了一些非常嚴肅認真和誠實的談判，就是關(guān)于一個自由貿(mào)易區(qū)，在三個國家之間要建立一個自由貿(mào)易區(qū)。他們講很多的就是關(guān)于最近在上海成立一個自由貿(mào)易區(qū)，還有三個國家自由貿(mào)易區(qū)的談判，還有是亞太經(jīng)合+3的談判，這是第三層。還有第四層的談判，也就是想打破多哈的僵局，所以可以說有三個圈，這四個領域中世紀上可以讓這三個國家創(chuàng)造出一種新的有活力的，非常實實在在的一個辦法。

主持人蘇理達：我想提出一個問題，作為本國政府的代表，還有一個經(jīng)濟出口方面的作用。你覺得哪個是領先的呢？是經(jīng)濟還是政治？

周漢民：我覺得這兩個之間要找到一個平衡。

主持人蘇理達：你這是一個外交回答。

周漢民：這不是外交回答，這是一個實實在在的答復。因為你不管做什么，你必須獲得老百姓的支持。換句話說，不光是有賺錢驅(qū)動，還有一些意義在里面，所以我覺得這兩個之間必須找到一種平衡。

主持人蘇理達：你說現(xiàn)在公共領域中的緊張必須要減少，不然的話就沒有什么辦法了。

周漢民：坦率地說，所有這些討論和爭議都是圍繞這些歷史問題。所以從政治家來說，從國家領導人來說，他們必須有一定的勇敢和遠見來往前看。所以我覺得，這些談判本身提示是讓人很受鼓舞的。

主持人蘇理達：謝謝，下面請問汪先生，人們說你是一個思想史方面的研究專家，這是非常激動人心的。從歷史的角度來說，你不感到很驚訝嗎？這三個國家之間有這么多的相近之處，但是為什么還有那么多緊張呢？你怎么解釋？下一步怎么辦呢？

汪暉：正像你說的，這是一個很麻煩的問題，因為這個歷史很長，我們有共同的文化基礎，但是現(xiàn)在又非常緊張，我們還是要講一點歷史。你剛才在開場白里也說了，你講了一些問題，比如說這個共同的地方有中國漢字，還有道教、儒教、佛教，還有一些司法的傳統(tǒng)等等。但是東亞這個概念實際上是19世紀才出現(xiàn)的，這是日本提出來的。后來變成了一種歷史的敘述，也就是說這個地區(qū)的歷史學家他們認為不僅有一些共同的文化，還有和現(xiàn)在來比，應該說有一種東亞的現(xiàn)代化。從中國14世紀到韓國17世紀，再到后來的日本，這個就是歷史的敘述。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看到這樣的話出現(xiàn)了東亞的概念。如果我們比較一下東亞的這個概念和歐洲的概念，那么歐洲開始的時候我們是有這種類型的比較，我們會認為從一個角度來看，東亞是分享了一些共同的文化。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是充滿多樣性的。而且有很多的多樣性，這種情況下，從政治的角度，還有包括經(jīng)濟的角度來看是有一些共通性的，但是文化是有一些多樣性的。

但是這并不是說我們應該把所有的差別都消除掉，不是這樣的。我們應該有一些共同點，共同的區(qū)域，能夠讓我們這個多樣性來進行發(fā)展。因為多樣性在過去來說是非常重要的，現(xiàn)在仍然是重要的。其中的一個例子，我們知道的日本的一些獎學金和中國的獎學金，這些就是說明，我們在20世紀是有這種連接性的，可以把這些類型的項目，使我們的這個區(qū)域整個的聯(lián)合起來。一開始不是說一定要同一性、同一化，而是說我們連接之后應該了解到之間的多樣性。另外不僅僅有一種集中性的體系，以前我們可能會有一種集中性的體系更好。但是我們應該有一個更加靈活性的對每個不同文化角色的解讀，所以說這個想法就是同一個角度來看，我們可能會看到很多文化的共通性。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我們也會看到多樣性本身也是我們的一個財富，而且你是非常有必要保持這種多樣性的。

我們需要看到這一點，包括我們對文化方面的資助等等，這些都有這種類型的目標。而且我們知道還有很多的描述，比如說從19世紀、20世紀，包括韓國朝鮮戰(zhàn)爭，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等等。如果你看所有的歷史博物館的話，你會看到對于歷史的描述他們都是不一樣的。所以說對于一個問題，我們并不是說簡單的把不同消除掉，而是說我們應該來促進一些真正的對話和談判，有這樣一個空間。所以這并不是說使我們的不同之處消除掉。

主持人蘇理達：汪先生講得非常有意思，這也說明了一個基本的問題，就是說我們在多大程度上認為我們自己使獨特的，在多大的程度上我們認為我們和其他人有共通性，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理念，這個理念有可能是由我們來塑造的。但是在過去我們盡管有很多的共通性，可能我們也不承認。

Charles E.Morrison您作為一個日本非常獨特的思考家，我知道作為日本的社會來講，并不會經(jīng)常談論這個話題，從您的角度來看，如何能夠從政治家來說進一步的推動，或者讓我們來共同的解決一些相應的，包括共同的當代的問題，比如說從東亞能源的角度來進行推進，您的想法是什么樣的？包括女性的角色？

Charles E.Morrison：非常感謝。我覺得三個國家之間有一些差別，而且沒有很好的聯(lián)系。包括歷史方面的互動，還有包括分享我們一些共同的文化，或者是傳承點。但是我覺得我們還是有一些方面從某種程度來講是失去聯(lián)系的，就是失去了一些對話。在整個文明社會的對話方面，尤其在過去的30年到40年的過程當中，我們這三個經(jīng)濟體在不斷的發(fā)展，尤其是中國和韓國的情況是這樣的，而且社會有了很大的一些變化。我覺得這種變化也是非常大的，但是我們之間的對話和互動可能是不足的，而且對話、溝通和互動非常少。從這個角度來看，有可能是我們讓三個國家加強的一個點，加強這個部分，能夠更好的來分享一下我們相應的一些想法，來解決關(guān)鍵的問題。

主持人蘇理達：這樣很好，應該有更多的一些會議，就是所談論的一些話題可能是我們平常不經(jīng)常談的，是這樣的方式嗎？

Charles E.Morrison：包括相應的一些會議、論壇等等，這三個國家應該舉辦類似的活動，包括我們也參與一些共同的會議。我覺得經(jīng)濟的層面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說西方的社會，比如說G7國家，在70年代成立的時候，當時是由一些個人參加的論壇，來促進一些政策方面或者國際方面的對話，就是日本、歐洲和美國之間，促進他們的對話，當時是這樣一個情況，這些制定政策者就會去接受他們的一些意見。我們知道，當時整個業(yè)務的環(huán)境也是比較趨向這一點的。尤其是商業(yè)方面的代言人，無論使中國、日本還是韓國，應該更多的參與進來，創(chuàng)造一些機構(gòu)，使我們像西方社會一樣的機構(gòu)或者公司從這個角度來進行推動。但是我覺得有很多的部分盡管我們和西方的差距變小了，但是還有很多可學的地方。有一些國家崛起非?？焖俚臅r候，肯定會有一些讓其他鄰國的不安或者是擔心，或者是害怕，怎么樣能夠以和平的方式來處理這些擔心和害怕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日本和德國崛起的時候也會有這樣的一些問題，也是希望能夠使相應的利益相關(guān)國感到更加安心，所以說我們在此應該有更多的方法、戰(zhàn)略或者策略來實現(xiàn)相關(guān)的目標。

主持人蘇理達：Charles你當然是一個外行人，但是有很多的知識和想法，你一生都在研究東亞，你是中西中心的，你覺得東亞怎么樣能夠更好的做好準備來迎接和其他世界的部分來互動？

Charles E.Morrison：我們說東亞的時候，當然我在這里也生活了很長的時間，有很多的了解。我們更多說的是社會和社區(qū)。我們有的時候說Community的時候更多說的是歐盟，我覺得有兩點是非常重要的。這些國家第一點就是沒有辦法想像能夠使用一些戰(zhàn)爭，第二點就是包括氣候變化、人口變化等等，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變化。我們知道，在歐洲過去的50年到60年的時候，英國、法國、德國的這些年輕人可能沒有辦法想像他們的國家能夠互相來進行合作，尤其是在上個世紀的上半段是這樣的。后來我發(fā)現(xiàn)，在國際的關(guān)系之中，這些國家發(fā)生了很好的正面變化，尤其是對21世紀來講的這種挑戰(zhàn)來說，我覺得西方可能會遇到同樣的模式。尤其是在東北亞的地區(qū)，我覺得也是非常關(guān)鍵的。不僅對亞洲，還有包括全球的未來，都是起到了很關(guān)鍵的作用。我覺得包括商業(yè)人士，還有包括知識界的人士，還有包括各個層面的人士來進行更好的互動。

剛才先生說了很好的意見，包括周先生的觀點我也非常同意，你覺得政治的領導是非常重要的，Kil先生提到了要創(chuàng)新，有可能你是一個政治家，應該引導一些相應的創(chuàng)新，而且我們現(xiàn)在也有很好的一些相應的領導要換屆等等，我覺得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樸總統(tǒng)也說過，我們不僅有規(guī)則，還要有相應的環(huán)境，就是讓商業(yè)的環(huán)境更加透明，他們了解這個情況，他們了解這個規(guī)章制度。而且我們知道，包括外交家也能夠了解，其他國家也知道，我們有一系列的規(guī)章制度，其他國家我們都會按照這個規(guī)章制度來做。我們知道要有和諧社會，有和諧社會才能有一些國際的合作。而且我們覺得有一些國際的這種合作，或者是國際的社區(qū)是需要有耐心的，不可能幾天時間，甚至是10年或者是幾十年的時間才會發(fā)生。

主持人蘇理達：謝謝Charles。剛才你們各位非常簡短的演講中充滿了智慧。

Kil Jeong-Woo：我想補充一下關(guān)于這種勇敢的領導，其實這三國好在幸運，在過去幾個月中都有新的一些領導人物，這些人都是充滿信心，而且是很有能力的，他們是得到各個民眾大力的支持。比如說在韓國是60%，在日本是70%?；谶@種自信心，又得到廣大群眾的支持，由于這個，我覺得希望他們可以大膽一些，可以把個人的個性稍微放在一邊，而更多的去考慮促進政治關(guān)系。正像嘉賓說的那樣，是不是可以把這種合作拓展到其他的領域，比如說能源或者是環(huán)保這方面。我覺得我們現(xiàn)在幸在有一些非常能干的，非常有干勁的一些新領導。所以我覺得對將來還是充滿了一種樂觀和希望。

主持人蘇理達：這么說，等于是從一張白紙開始，是這個意思嗎？

周漢民：我想給大家講一個例子，我覺得有很多潛力的這么一個例子。2010年的申請就想爭著來主辦世博，我也參與了整個申博的過程，我們是競爭的。我自己也是對那個國際組織所有的成員都跟他們交談，都跟他們講話。而且他們告訴我說，日本不會支持中國，會支持韓國。我說這是一個很好的選擇，因為韓國也是完全可以組織這個世博的。但是這個競爭不好預測，所以我們需要有各種各樣的一些辦法和策略來進行這種預測。中國最后取得主辦世博的權(quán)利，后來我也去游說很多國家來參加世博，這個世博是相當大的，6千平方米。我希望韓國和日本都來參加，他們這兩國的大廳、展覽館是最好的，最美的，是合作得最好的例子。我非常感謝這兩個國家當初跟我密切合作來舉辦這么好的一個活動，我們?nèi)绻己車烂C的去辦這個事情，肯定可以達到我們的目的。不僅是為這三國的老百姓或者亞洲的人民，甚至為全世界人民，我們都可以完成這些事情。

所以我希望媒體在報道的時候，可以更有鼓勵的口氣。比如說日本有一個大媽她到上海去，她每天都到世博，天天去看，所以我們需要更多的像大媽這樣的，就可以把關(guān)系建立得更好。因為我們不能光靠領導人來建立關(guān)系，還要靠老百姓來建立這個關(guān)系。

主持人蘇理達：謝謝。我想請我們的觀眾提一些問題。大家如果想提問題或者想法請舉手，然后簡單的介紹一下自己，希望大家提出的是問題，而不是觀點。

問：我來自印度，我是GMR集團的，我們是一個搞開發(fā)的機構(gòu)。我們聽到這三國的進展，對這個發(fā)展都很感興趣，我想向你們?nèi)欢继岢鰡栴}?？隙銈円捕荚诙⒅覀冇《?，看我們印度的發(fā)展和成長，我想問問這些嘉賓，根據(jù)你們的經(jīng)驗，你們能給印度提出一些什么建議？就是印度什么時候也可以像日本、韓國和中國那樣呢？

問：我是來自新加坡尼克大學的，大家說了，這是關(guān)于未來的一個講座。所以我想問問你們覺得在改變?nèi)藗児逃羞^去思考的方面，教育給予什么樣的作用了呢？

問：謝謝你的演講，我受益匪淺。我是Global Lead CEO的代表，我想問一下怎么領導這種網(wǎng)絡的建立，怎么樣來加強這方面的工作？

主持人蘇理達：你的意思是聯(lián)合的領導還是三個不同的？剛才印度的嘉賓提出了一個問題，我這里可能有一點兒唐突，這個問題跟我們現(xiàn)在主流行業(yè)偏離比較遠，我們擱在一邊。第二個問題就是教育方面的，這三個國家怎么在他們的教育里下點兒工夫，改變老百姓的思想。第三個問題是不是可以有一個共同領導的網(wǎng)絡，

但是我覺得印度的媒體都是太小氣了，老是看見自己的事情，不看別人，也不看世界，中國的媒體其實它有一個很大的強勢是完全可以報道全世界，它的媒體報道有上百個記者派到國外去的，非洲，所以，他們是全世界的情況都可以了解，但是印度在這方面好象有點兒落后。

周漢民：現(xiàn)在我們來自這三個國家的留學生非常非常多，都跑到國外去，比如我們大學里有很多來自韓國和日本的大學生，而且現(xiàn)在日本也發(fā)展的很快，尤其是70年代以后的政策所促進的，我只強調(diào)一條，關(guān)于語言的問題，盡管我們在這里在開會，我們講東亞，我們還要講英語，英語變成我們共同的文化了，我們怎么樣來促進我們這種多語言的學習，每個國家促進這種各個不同語言的學習，因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來鼓勵更多的中國學生來學韓語，學日語，這非常重要的，彼此也都一樣。我不知道正確不正確，但是從我的學生，來自韓國和日本的學生來看，他們告訴我他們好像要恢復學漢字，不僅是為了溝通交流，而更多的是為了他們自己的歷史，了解他們自己的歷史是很重要的。

所以，當我們講創(chuàng)造性或者是有想象力，他們?nèi)绻梢詮臍v史上了解這些東西也可以促進他們的創(chuàng)造性和歷史性。所以，這種多語言的一群人，這個群體可以建立一個公共的空間，我們在這個空間中又是多樣性的又有共性的。我知道這里不是學術(shù)討論，但是我想提及歐洲的一個人類學家馬崔·摩斯，這位人類學家他提出一個所謂的超社會的制度，所以，如果東亞有各個不同的文化組成的，怎么樣把這些多樣的可以放在一個整體來看。所以，我覺得我們應該促進年輕人，使得他們更多的知道英文是很重要的，但是我們必須彼此的學習我們的語言，這樣我們才能真正的了解我們彼此的文化。

Charles E.Morrison：我覺得教育是至關(guān)重要，是最基本的東西，三個方面，一個是社會公平，考慮到所有的機遇，機會往往是通過小時候的教育，有些教育體制只能給有錢的人提供良好的教育，如果是這樣的話會產(chǎn)生各種各樣的緊張而又效率很低。所以，教育要做好是非常關(guān)鍵的。

第二需要有一群人彼此了解，了解語言，了解彼此的社會，要用那個社會的語言了解那個社會，這樣就引出另外一個問題，任何一個團體都需要領導人，需要有一種遠見，需要展望世界，也是展望地區(qū)和國家。歐洲早期的時候有一些機構(gòu)，建立一些機構(gòu)，太平洋這個地區(qū)我覺得也需要一些亞太的領導人。我的中西方中心也是希望培養(yǎng)新的領導人物、領袖。我們這個論壇是經(jīng)濟論壇，實際上也是想培養(yǎng)人作為全球的領導人。這是非常關(guān)鍵的。

主持人蘇理達：在這三個國家里的大家每個家庭都非常重視教育，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得到良好的教育，正是因為這個我對這三個國家長遠的未來感到非常樂觀。這個事情我一直在考慮，為什么東亞人要到美國去念大學，為什么不是上自己鄰國上學呢？你能說一點這個嗎？

周漢民：當然了這是有一些歷史原因，首先在中國這是70年代以后開放的政策，所以，很多學生就跑到國外去念書了。但是我們現(xiàn)在都知道日本當初也是一個留學的，70年代有很多中國學生到日本去念書了，所以，我覺得日本學變得越來越強，作為一個學科變的越來越強大。正是因為這個，這種交流后面我們可能得調(diào)整一下，調(diào)整我們的政策，鼓勵更多的學生上鄰國去，而不光韓國，還有印度，還有其他的國家，不光是學知識，也是去學文化，學語言。所以，這些國家非常不一樣。我希望將來可以有這種方面的努力。謝謝。

Kil Jeong-woo：為什么包括韓國的孩子去美國或者英國學習，我覺得事實上信任英國的教育體系是一個方面，還包括信任他們的體系能夠更好的教育處學生來有一個全球性更加廣泛的視野，從全球的視角來進行思考，這不僅僅是教授一些知識，而且是教育他們從一個全球的視野對他們進行教育，所以，我覺得尤其是對于韓國這么小的國家來講，可能這是一個很大的優(yōu)勢，吸引力。所以，從全球的視野來進行思考是很重要的部分。

主持人蘇理達：如果從全球的視野來考慮，我們現(xiàn)在說的是美國或者歐洲，不可能在那兒學一輩子，你一定要做一個決定你在那兒做這件事兒，如果你去很遠的國家就沒有辦法去你的鄰國學習了，當然，包括在亞洲內(nèi)部和亞洲外部都有很多要學的，而且我們知道我們作為中歐學校來講，事實上也是有很好的排名的，但是如果地理位置是在中國之外的話，好像就會更吸引學生了，你能不能介紹一下這一點，為什么？

Kil Jeong-Woo：我知道現(xiàn)在很多韓國學生在中國學習，學外語中文已經(jīng)變成第二大的外語，受到我們學生的歡迎英文是第一大的，學中文在韓國學習中文，還包括現(xiàn)在在一些中國的大學學中文已經(jīng)變的越來越普遍了。

周漢民：第一點就是因為工作市場和機會，人們認為他們在美國和英國學習過之后會有更多的機會，不僅僅在中國之外，還包括在上海，這是一個國際性的大城市，也能帶來更好的工作機會，我們需要重新審視一下我們的標準，包括我們的政策，比如排名的政策等等。在一些最頂尖的大學，尤其是數(shù)學的情況，尤其包括人文科學或者是一些社會科學等，要看一下有關(guān)于他們出版物方面的這種數(shù)字也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們應該有更多的，不僅僅是你們自己的這些人，包括在外面外界來講，應該有一個統(tǒng)一的標準，看看怎么樣能夠使我們的教育體系來進行衡量，這樣的話標準能夠幫助我們怎么樣能夠改變整個教育或者學生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