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如何構筑2.0版的市場經濟體制

過去20年的市場經濟可以稱為1.0版的市場經濟。如今我們則要努力消除舊體制所留下的遺產，建立2.0版的市場經濟體系。我們期待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體部署。但是，改革從來不是一次愉快的郊游，而是一場艱苦的長征。我們將付出怎樣的努力，才能保證新一輪構建2.0版市場經濟的改革取得成功？

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亟待升級，新一輪改革的核心任務，就是消除目前存在的體制弊端，構筑統(tǒng)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

采訪｜ 特約記者馬國川

市場的靈魂在于自由競爭

投資時報：自從去年年底中共十八大重啟改革議程以來，社會各界都在熱議改革。隨著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召開，人們對于新一輪改革也充滿期待。但是改革涉及到方方面面，到底要抓住什么主線，人們卻存在很大爭議。在你看來，新一輪改革的主線應該是什么？

吳敬璉：由于過去一些年里改革遲滯，積累起來的問題非常多，所以需要進行的改革也千頭萬緒，任務重重。其中核心的課題，就是構筑統(tǒng)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

1994年開啟的上一輪改革極大地推動了命令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到20世紀末，中國終于建立起了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框架，但這是一些命令經濟舊體制遺產仍然嚴重存在的所謂“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市場體制并不完善。針對這種情況，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指出，我國經濟發(fā)展仍然存在許多“體制性障礙”，要求進一步推進改革，以便充分發(fā)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遺憾的是，這個決定并沒有得到很好的貫徹執(zhí)行，命令經濟的許多遺產遲遲未能得到消除，有時各級政府甚至取代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了主導的作用。

過去20年的市場經濟可以稱為1.0版市場經濟。如今我們則要建立2.0版的市場經濟體系，努力消除舊體制所留下的遺產。

投資時報：也就是說，1.0版的市場經濟是有一種缺陷的體系。那么它的缺陷具體表現在哪些方面？

吳敬璉：主要表現為三大問題：一是市場割據。由于普遍存在的“條(部門)塊(地方)分割”，對市場“切塊、切條、切絲、切末”，沒有形成對一切市場主體開放的統(tǒng)一市場。二是缺乏競爭性。許多領域存在由國家權力保護的地方保護和行業(yè)壟斷，而反壟斷法和執(zhí)法機構對付行政壟斷軟弱無力，不能保證建立在規(guī)則(法治)基礎上的競爭。三是各類市場的發(fā)展參差不齊，商品市場發(fā)展也許還可以說差強人意，要素市場就發(fā)育程度低下、秩序混亂。

因為這些問題的存在，中國的市場制度還不能夠稱為一個成熟的現代市場制度。在上面講的三大問題中，核心問題是市場缺乏競爭性。自由競爭是市場制度的靈魂。正像諾貝爾獎經濟學獎獲得者弗里德曼1988年訪問中國時在致中國領導人的備忘錄中所說：“真正需要的是自由的私人市場，在這里，自由的含義是對國內外的競爭開放?！?/p>

投資時報：但是在有些人士看來，目前中國的市場已經實現了競爭，甚至有些過頭了，才導致了腐敗等許多亂象，所以政府應該加強對市場的控制和干預，“駕馭市場”。

吳敬璉：這種說法是對市場經濟的錯誤理解。并不是商品可以在市場上買賣，就可以稱為“市場經濟”了。市場交易的本質，是自主和自由的交換。市場制度的功能，是通過市場的自由競爭形成能夠反映資源稀缺程度的價格信號，引導資源的有效配置，形成兼容的激勵機制。因此，市場制度的靈魂在于自由競爭。

已故的約翰·麥克米蘭教授在他的力作《市場演進的故事》一書里說得一針見血，“任何在權力之下的交易，比如，一方管轄著另一方，或者雙方都受另一個更高權力機構管轄時，所發(fā)生的交易都將是其他形式的交易，而絕不是‘市場交易’”。

1994年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正確指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這種作用是通過競爭性的市場體系實現的。但是有些人士認為，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在黨政領導的駕馭之下的市場制度，一切不好的現象都是因為市場化造成的，需要加強政府的管控。這些思想認識，再加上現實利益的驅動，導致近些年來政府不斷干預微觀經濟活動，使權力而不是市場成為資源配置的主導力量。

投資時報：只是一種貌似市場的偽市場。

吳敬璉：對。中國的土地征購市場就是一個典型的“偽市場”。它被各級政府高度管制，沒有競爭，成為腐敗的沃土。各級政府在配置土地、資金等資源方面擁有過大的權力，對政府活動邊界又往往不夠明確，這樣就使官員掌握過大的自由裁量權和尋租機會，這是產生權錢交易、分配不公等社會不公平的根本原因。所以我認為，沒有競爭的市場比沒有市場還可怕。

事實上，一些黨政領導也認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中共十七大報告要求，“堅持平等保護物權”，“形成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相互促進的新格局”。中共十八大報告也強調，“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

投資時報：雖然文件里有這樣的規(guī)定，但在現實生活中并沒有完全實現。

吳敬璉：當前我國經濟體制的最主要缺陷，在于政府過多的行政干預和深度介入微觀經濟活動，廣泛的行政干預和國有大企業(yè)的行政壟斷，壓制了獨立自主的企業(yè)作為市場主體、技術創(chuàng)新主體的主動性和創(chuàng)造性。這使市場難于發(fā)揮其有效配置資源和建立兼容激勵機制的作用，同時也導致尋租盛行、腐敗猖獗。

所以在我看來，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亟待升級。新一輪改革的核心任務，就是正對目前存在的體制弊端，構筑統(tǒng)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也就是所謂的2.0版市場經濟體系。

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

投資時報：構筑競爭性的市場體系，需要從哪些方面入手呢？

吳敬璉：要建設競爭性市場體系，需要推進一系列的改革：

一，明晰市場體系的產權制度基礎，確保不同市場主體的財產權利得到平等保護；二，放開各類商品價格和包括利率、匯率在內的要素價格，使市場能夠充分發(fā)揮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的作用；三，清理修訂現行法律法規(guī)，在商品市場和要素市場上實行“法無禁止即自由進入”的原則，保證不同所有制企業(yè)能夠平等地使用生產要素；四，完善反壟斷立法，嚴格執(zhí)法，消除目前廣泛存在的地方保護和行政性壟斷；五，按照“市場能辦的放給市場，社會能辦的交給社會”的原則，劃分政府職能邊界；六，確保司法獨立，法官獨立行使審判權，克服司法地方化的傾向；七，市場監(jiān)管實行“寬進嚴管”的方針，由事前監(jiān)管為主轉向以事后監(jiān)管為主，實質性審批轉向合規(guī)性監(jiān)管。

投資時報：你提到的這些方面，幾乎每一條都與政府自身有關。

吳敬璉：是的，這是因為目前政府支配資源的權力太大，下一步改革必須要劃清楚政府和市場的邊界。必須把直接控制經濟的全能型政府改造為提供公共服務的服務型政府，并將各級黨政機關和官員置于民眾的監(jiān)督之下。

既然改革的焦點在于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核心的問題是政府自身的改革。由于這一改革將會觸動政府和官員的權力和利益，它就不可避免地面臨很大的阻力和障礙。這樣，改革要取得突破，就不但需要領導人具有遠大的目光和很高的政治智慧，還需要大眾的積極參與和監(jiān)督。只有這樣，才能打破特殊既得利益集團的阻礙和干擾，推進從所謂威權發(fā)展模式向民主發(fā)展模式的轉型。

投資時報：既然目前的問題是政府支配資源的權力太大，是否可以說，政府自身改革的目標就是建立“小政府”呢？

吳敬璉：我不太同意“小政府”的說法。在我看來，政府改革的目標應該是建立“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

所謂有限政府，是和計劃經濟下的全能政府(無限政府)相反的政府形態(tài)。從經濟方面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政府職能范圍是有限的，它所掌握的資源限于與公共物品的提供有關的資源，而不能任意擴張。稀缺資源的基本配置者的角色應當由市場去擔當。所謂有效政府，則是政府應當在納稅人的監(jiān)督之下，改善政府的管理，杜絕貪污和浪費，做到低成本、高效率地為公眾提供服務。

一個好的政府，就是一個既能謹守自己的職責、又能為民眾提供優(yōu)質公共服務的政府。

投資時報：要達到這樣的目標顯然并非易事。從當前看，政府改革迫切需要解決的是哪些問題？

吳敬璉：第一，確保公民的基本權利不受侵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中國政府簽署的《世界人權公約》對人的基本權利有明確的規(guī)定。人民群眾的這些基本權利，包括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自由，人身權利以及選舉和被選舉的權利必須得到切實的保障，不受任何侵犯。公民對政府公務活動的知情權，也是一項基本的人權。各級政府必須支持而不是限制公民行使《憲法》賦予自己的知情權和監(jiān)督權，把它作為自己的一項基本職責。

第二，政府要嚴格遵守憲法和法律，實現依法行政。必須在削減各級政府支配經濟資源權力的同時，切實保證所有政府官員在執(zhí)行自己的職能時嚴格遵憲守法，防止他們以國家的名義侵犯公民的基本權益。近年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國務院制定了一系列限制政府行政權力的法律法規(guī)，現在的問題是如何保證這些法律法規(guī)得到切實的執(zhí)行。作為執(zhí)政黨的共產黨，應該嚴格遵守《中國共產黨章程》的規(guī)定，“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黨員必須“模范遵守國家的法律和法規(guī)”。

第三，培育公民社會，提升社會的自組織能力?，F代社會利益多元，社會活動五彩繽紛，公共事務不能僅僅靠黨政機關和行政官員來處理，還要發(fā)展民間社會組織，廣泛實行各種社群的自治。

投資時報：當前中國社會的許多社會矛盾都和這三個問題有關，尤其是和法治的缺失有密切關系。

吳敬璉：所以，政府改革最需要優(yōu)先考慮的是加快法治建設。這又包括三方面內容：一是在全體人民中尤其是在黨政干部中樹立法治觀念；二是按照憲法所體現的公認正義來制定法律和修訂法律；三是獨立審判，公正執(zhí)法。其中第三項是目前法治建設中最薄弱的環(huán)節(jié)，必須下決心補上這一課。

為改革創(chuàng)造良好的經濟社會環(huán)境

投資時報：你認為政府支配資源的權力太大，但是一些人仍然認為“強政府”是中國成功的奧秘所在。雖然中央高層一再強調要著重實現發(fā)展轉型和結構優(yōu)化，但是我們往往習慣于以投資來拉動經濟增長，而且動輒就是億萬級的投資。盡管政府也希望引導民營企業(yè)進入更多領域，可相當一部分民營企業(yè)汲取過去的教訓，心存顧慮，并不熱心。

吳敬璉：這種粗放的經濟增長模式正是我所擔心的。長期以來，中國實行依靠投資拉動的經濟增長模式，盡管取得了高速增長，但是也引發(fā)了資源枯竭、環(huán)境破壞、投資過度、消費不足、貨幣超發(fā)等等種種惡果。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發(fā)生以后，政府出臺了4萬億投資和10萬億貸款的救市措施，把GDP增長率一度拉升到8%以上。但一年以后，GDP增長率就開始了連續(xù)5個季度的下降。2012年5月，政府再次要求加大投資的力度。有的地方依靠政府這架“發(fā)動機”和超過本地GDP100%的投資，把GDP增長率拉升到兩位數。但是從整體來說，這次刺激政策的拉升作用微不足道，而且只維持了不到一個季度，從2013年第一季度起增長率又再次下降。顯然，靠投資驅動的增長方式已經走到了盡頭，經濟學所謂“投資報酬遞減規(guī)律”的作用明顯地表現出來。

投資時報：最近幾年，代表效率改善的全要素生產率(TFP)指標出現了惡化的態(tài)勢，國民經濟的潛在增長率也因此出現明顯的下降。據清華大學白重恩教授的研究，中國1979年至2007年全要素生產率年均增長達到3.72%，而2008年至2012年則下降到2.21%。這就意味著如果不實施強刺激政策用貨幣超發(fā)或寅吃卯糧的辦法強行拉升增速，增長率就會下降，從而使許多原來前些年被GDP高增長所掩蓋的經濟和社會矛盾顯露出來。

吳敬璉：可是如果繼續(xù)采取不顧后果的短期政策進行刺激，無異于飲鴆止渴，只能是在盲目擴張和剎車調整之間打轉，最后引發(fā)系統(tǒng)性風險。長期高速增長所掩蓋的社會矛盾暴露出來，造成嚴重的后果。

改革需要一個寬松穩(wěn)定的宏觀環(huán)境，要力避出現系統(tǒng)性風險。1980年代后期推出了一些改革措施，但是由于宏觀環(huán)境不穩(wěn)定，導致改革受挫，而且引發(fā)了政治風波。前車之鑒，不可不察。不過，盡管需要根據中國當前的實際情況運用短期政策努力穩(wěn)住宏觀經濟，但是千萬不能重復過去的老路，繼續(xù)通過大量投資來拉動經濟增長，給改革措施出臺造成障礙。

投資時報：你的擔心不是多余的。依靠海量投資拉動GDP增長已經導致國家資產負債表狀況惡化。事實上，隨著資產負債率的日益攀升，溫州、蘇南等地相繼出現了“跑路”事件，今年6月份的“錢荒”也給人們發(fā)出了預警信號。

吳敬璉：這種狀況若不改變，受到一種外來的沖擊或者是內部的某種沖擊的時候，就可能爆發(fā)系統(tǒng)性的危機，必須防患于未然。

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1)制止目前仍方興未艾的盲目“造城”等投資沖動；(2)動用國有資本存量，償還社保、公租房等方面的或有債務；(3)對鐵道等負債率過高或資不抵債的企業(yè)實施債務重組，出售部分資產償還債務；(4)實施銀行資產證券化、減持國有股或整體出售國有企業(yè)、處理“曬太陽”的開發(fā)區(qū)地產等措施盤活某些已經處于“僵死狀態(tài)”的資產存量；(5)在摸清地方政府債務底數的基礎上，采取措施化解風險；等等。

總之，應當努力保持宏觀經濟穩(wěn)定，同時采取措施消除隱患，為改革營造一個良好的經濟環(huán)境。

投資時報：改革不但需要良好的經濟環(huán)境，也需要良好的社會環(huán)境?，F在人們一方面對改革寄予厚望，另一方面也有某種擔心。因為改革會涉及到權力尋租的特殊既得利益，政府能否有“壯士斷腕”的勇氣，人們都在觀望。

吳敬璉：就像商鞅變法“徙木立信”一樣，改革也要通過具體行動來塑造公信力。當前迫切需要嚴厲打擊貪腐分子，贏得民眾的信任。這些擁有特殊既得利益的貪腐分子必然會采取各種辦法設置障礙，阻礙市場化、法治化改革的推進。所以，打擊貪腐不但可以贏得民心，而且可以預先消除這些人對于改革的阻礙。

總而言之，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體部署以后，一定要群策群力，克服阻力，保證新一輪構建2.0版市場經濟的改革取得成功。這對于保障中國經濟社會的長期持續(xù)發(fā)展，對于實現富裕、民主、文明、和諧中國的偉大目標，都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