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改革就是合法化 不是想出另外一套東西來指導人民
2008年7月9日,由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主辦,中國民生銀行、北京世紀文景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協(xié)辦的“《中國改革30年》新書發(fā)布暨2008經(jīng)濟問題點評會”在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隆重召開,以下為著名經(jīng)濟學家周其仁的演講實錄:
周其仁:我以為新書發(fā)布會是拿一本書就回去看,沒想到還要開會討論(笑),要是主持人剛才繼續(xù)了茅老師和樊綱講下去,很快又會出一本書的,所以說明30年,中國發(fā)生的變化讓我們會覺得有很多話要講,剛才主持人讓我講,里面有很多誤差的信息,參加農村改革的事情,我們當年就是下鄉(xiāng)以后回到學校上學,聽說農村發(fā)生了變化,不是太相信,因為我們在農村呆了10年,從城市去農村,比維迎還差一點,他就是農村出來的,他對農村的理解超過我。
但是我們有一個在城市生活到農村去看,有一個反差,10年干了很多無用的勞動,也積累了很多問題,所以不太相信我們呆過的農村會發(fā)生很大的變化,所以大概78年聽說安徽發(fā)生變化的時候,有一點不是太相信,但是同時另外一面就是也有一點比較激動,因為農村好像是不會變化的,在給定的那個條件下,就像一個自然現(xiàn)象一樣,中國農村就是很窮很窮,當時聽說有變化是有一點激動,就利用暑期到安徽去做了一個調查,當然有一個條件也是要得到像當時獨任生他是不大在乎年輕人,不大在乎什么級別,不大在乎什么你從哪里來的,你只要有好的觀察,有好的看法,他就愿意聽,這就是大概我們卷進去的過程。
卷進去以后發(fā)現(xiàn),像今天中國社會面臨很多問題,當年業(yè)面臨很多問題,但當時卷進去做了這個調查以后,我有一個看法到今天還是堅持的,就是中國社會無論遇到多大的問題,它解決的辦法已經(jīng)在這個社會里頭了,里頭分散的,自發(fā)的想解決困難的努力在什么條件下可以變成國家政策的方向?這個是不同的。你說30年前農民什么問題?農民窮,可是同時農產品非常缺,在座的我不知道多少人有這個概念,30年中國農產品的困難程度是離譜的,一樣一樣的票,城市居民有幾十種之多,過年一戶人家會有一兩還是二兩芝麻,一張票到固定的地方去買,農產品不夠,農民很窮,你說夠不夠?這個社會不是不需要農產品,可是就是沒有供給,供給了就可以增加收入嘛!它是并存的現(xiàn)象。
但你說這樣的難題能不能解決?你在鄉(xiāng)下呆過你就知道,我在農村觀察了很有意思,同一個農民在公家的地里一塌糊涂,教育我們下鄉(xiāng)的知青怎么能夠少用點力氣,不被看出來(笑),學過很多這種本領,但同樣這個農民回到他自留地,行為完全不一樣,自留地再大一點,就是歷史上多次發(fā)生把整個生產隊的土地劃到一戶一戶去做,承包到戶,發(fā)生過多次,后來我們查來查去,最到的包產到戶是1956年下半年,在浙江永嘉縣,后來說明什么?包產到戶早就有了,我們不管今天在北京講中國有什么問題,首先感到這個問題的還不是經(jīng)濟學家,是身在其中的老百姓。你說農民窮,農民知不知道?農產品買不買不到城里人知不知道,他都知道,知道就會有反應,不管什么事都會有反應的,但是有一條是重要的差別,自發(fā)的反應得不到承認,是不是會被這個社會承認?這個差別是很大的。
56年第一個永嘉組織包產到戶的縣委書記后來雙開,開除黨籍和開除干部隊伍,回去當農民,一直當?shù)?979年,這個人叫李云河,就是因為當時認為這個增產支持,等到風向一變,就給人打下去了,所以中國農村有很多解決的辦法,早就出現(xiàn)過,歷史里面出現(xiàn)過,現(xiàn)實不斷冒出來。
什么叫改革?我的理解就是把能解決問題的辦法合法化。不是想出另外一套東西來指導中國人民往哪里走,中國人民是知道往哪里走的,問題是你不讓適合生產力發(fā)展的那種方式生存,不合法,你就阻礙了生產力。所以這里面兩個角色非常重要。一個就是中國的國家政府,包括這個黨,這個政策方向往哪里走?對底下做出來對頭的事情是看得見?看不見?看見以后是承認還是堅決打擊?這個就會決定一個國家的命運。
這件事情30年前發(fā)生一個很大的變化,代價非常大,你說為什么30年前開始對這個事情承認,以前就是不承認呢?這里面就是制度,經(jīng)濟學里面講到了,一個制度發(fā)生變化一定要原來那個體制維系的成本非常高,越轉越轉不動,損失代價要被人感知到,感知到這種成本的這些人要有足夠的數(shù)量。最后一條重要,要在關鍵的位置上。他知道這個體系轉不下去,然后他就開始要有變革的意識,愿意承認,所以這一點上30年后始終認為鄧小平的貢獻蠻大。如果沒有這個人,中國這么大國,今天很可能就是一個大一點的北朝鮮,也許差不到哪兒去,我是到邊防聽北韓的一些情況,很容易懂的,吃不飽飯,大游行,人民往外跑,抓回去,就是這么一個體制,這條路一旦走進去就很難出來,所以要有一個關鍵的人物對過去體制的成本有感知,同時愿意任用他的政治權威運用新的關系給它合法化的地位。
當年所謂若干個1號文件,現(xiàn)在倒過頭來看,1號文件根本不是教育農民的,農民早就知道包產到戶是行的,主要是教育這個國家干部的,說服他們這么做是對的,最困難就是這條路,因為過去這條路會形成意識形態(tài),形成一套思想上的計算方式,認為只有這么作才是對的,其他是不能碰的,所以這個是30年前中國發(fā)生變革很重要的一個層面。
第二個層面,就是學者、研究者、調查者的工作。為什么呢?因為制度發(fā)生變化,除了原有的體制成本要足夠的高,還有一個重要的條件,就是變化體制的成本要足夠的低。怎么低?信息非常重要,中國這么一個大國,你可以說這里有這個,那里有那個,自己社會里面到底有什么?哪些事情做得通?哪些事情做不通?我認為我們當年包括我們在座很多在內,機緣巧合,在這個過程當中做了一點工作,其實不是說決定了什么政策方向,就是降低了這個社會的信息成本,他知道很多事情是可以做的,做了也不會危害你原來想像的東西,最早的安徽傻子瓜子,當時查到底雇了多少工人?炒出來多少瓜子?交了多少稅?是不是真的就把你這個社會顛覆掉,當年很離譜,炒瓜子的事情最后報給鄧小平,沒有他那句話,搞不成,那就是強大的意識形態(tài)和正規(guī)法律,認為這個做法是不可以的。
所以實際上這里面我講兩個力量非常重要,一個力量早就在,凡是遇到困難,總有人想辦法突破困難,因為中國每一個普通人,每一個家庭天然就有改善生活的強烈的愿望,這個愿望就會推動他行動,這個是不要去引進的。但是,自發(fā)的做法怎么能持久?怎么能被承認?這個是需要社會的很多不同層面共同做工作。
我想30年改革開放實際上非常重要是把這個層面打通了,底層的實踐,高層的決策,中間的做研究,做反映情況,這個層面打通了,中國的面貌就發(fā)生很大的變化。我也相信中國今天同樣面臨很多問題,有些問題如果你沒有對30年前了解,你會認為今天的問題也大得不得了,一會兒可能大家還會討論,有些問題也會覺得難得不得了,你看這個普遍的腐敗,這是相當困難的一件事情,怎么去解決?但是我相信跟30年前一樣,自發(fā)的努力,國家的權威政策運用的方向還有就是把底層、上層打通,降低人們對于制度變化的心理障礙、認識障礙,使得我們分散的利益會合成一個改善這個國家的一股偉大的力量。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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