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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 北大國家發(fā)展研究院教授

本系列評論的匯率體制主張，概括起來就是一個要點，這就是政府入市購匯，必須受其預算收入的硬約束，用真金白銀，而不能靠央行的基礎貨幣。個人觀點，這樣形成的匯率，才是所謂的“均衡匯率”，才對經(jīng)濟的正常運行有益無害。

說明一下：在中文語境里，“真金白銀”這個詞，包含了對貴金屬貨幣制度的全部記憶。畢竟，以法定貨幣全盤替代銀元銅錢，在中國是1936年以后才發(fā)生的事情，滿打滿算到今天也不到80年。中國貨幣制度的“正統(tǒng)”，是貴金屬貨幣，主要是銀幣加銅錢。歷史上也有過不少時段，流通形形色色的紙幣。不過市場中人一旦發(fā)現(xiàn)，紙幣不過是皇上和朝廷收取額外稅負的一道隱蔽工具時，人們就紛紛棄之如蔽，迫使貨幣向貴金屬制回歸。如此頑強的貨幣傳統(tǒng)凝結在一個詞匯上，于是，“用真金白銀購物”就成為中國人從事交易活動最起碼的要求和道德底線。

政府不能例外。以當下討論的外匯交易為例，政府可不可以入市大手購匯呢？可以的，因為政府也需要保有外匯來履行自己的某些職責。譬如政府要向國際市場采購，沒有外匯在手，老外怕是不認賬的。國家借了外債，政府也要擁有適量的外匯儲備，才能及時償債。還有就是為了實現(xiàn)某種政策目標，政府通過買賣外匯，實施對匯價的干預。

關于最后一點，不少讀者朋友有保留意見。這難道不就是行政權力干預市場嗎？那還叫市場經(jīng)濟嗎？我的觀點是，政府能不干預市場最好，萬不得已非要干預不可，也要區(qū)分不同的干預手段，因為不同的干預方式對市場運作的影響不同。舉一個例，稻谷豐收，谷價下跌，對買米過日子的百姓有利；但谷賤傷農(nóng)，農(nóng)人受損減少生產(chǎn)，來年谷價可能大漲。這個時候，政府要不要干預谷價呢？經(jīng)濟學家說不干預，因為干預的結果是谷價更大的起落，正如這兩年我們看到的豬價大起大落一樣。但政府一般不會聽，理由之一是因為街上叫喊政府出手者眾。政府數(shù)一數(shù)人頭就知道，還是干預為上。

但是政府干預谷價也有多種選擇。一是下道死命令，既不準谷價大漲，也不準谷價大跌。誰違背價格穩(wěn)定法令，政府就找誰的麻煩。這個辦法聽來管用，也常常在用，因為只要業(yè)者漲價落價的收益，抵不過所受懲罰的損失，漲價落價的行為就會絕跡。問題是政府執(zhí)法有代價。半個月前我在青島聽夏斌兄講演，論及房價，他說不妨學德國，政府規(guī)定房價的上下限，超限作違法處理。我邊聽邊想，到底管不管用。輪到我發(fā)言，我說單項、短期的價管可能有用，但全面、長期恐怕還是不行，因為至少有一個價格管不住——凡漲價政府就“拉人”，監(jiān)獄之價一定暴漲！后來網(wǎng)上報道，說我倆拌嘴辯論。哪兒是哪兒呀？我與夏斌當年在黑龍江同一個農(nóng)場下鄉(xiāng)，吃的是同一口大鍋里的飯。老友見面，不過切磋一下而已。

還有一種辦法，就是政府入場干預。谷價過低之際，政府以高于市價的價錢收購，保護種糧人的利益；待到谷價過高之時，政府開倉賣糧，把市價連同糧價預期一起拉下來，不讓買米人家為難。這也不是當代的新玩意，古代君王就懂。“平糶”、“平糴”的記載，可是從春秋戰(zhàn)國就有了的。

比較而言，政府入場買賣比下達限價命令，還是技高一籌。個中道理，我以為是政府以公共財力參與市場買賣，通過影響交易量進而影響價格，對價格機能的破壞比較小一點。但是這里有一個前提，就是政府要拿真金白銀入市。這是因為，政府的真金白銀受到預算的硬約束，橫豎給定政府的財力，要多買黃米，就不能同時多購白面；要多收糧食——無論為了什么——就必須減少其他政府項目的開支。加總起來，市場的總需求沒有變化。當然，政府多多抽稅，把本來屬于國民的購買力集中于政府之手，“溢出效果”如何是要細加分析的。但政府抽稅不能無限進行，以上文“監(jiān)獄之價因過度管制而大漲”的思路看問題，政府抽稅也受到制約就是了。

受預算約束的需求終歸是有節(jié)制的。這么想想吧：如果這些年來中國容易龐大起來的“外匯占款”，在體制上不準占基礎貨幣，只準占財政預算、占國企利潤、占專項公債，結果將會是什么？我的推測，第一個結果就是冷靜的利害計算與權衡抬頭，把人民幣匯率問題上的因果聯(lián)系推得略微遠一點。

比方說，沒有人不知道人民幣升值將加大中國出口企業(yè)的成本。這些年反對人民幣升值的政策主張，最主要的根據(jù)就是這一條。當然也可以講得更動人，比如出口行業(yè)是中小企業(yè)主打，有大量農(nóng)民工就業(yè)，所以人民幣升值危及中國的窮人，而“絕不升值”就是為窮人而戰(zhàn)。這沒有錯。但是僅僅言及升值之害，沒有討論升值之利，就談不到全面權衡利害。人民幣對美元升值，中國人的人民幣收入在國際上的購買力提高，難道不是升值之利？人民幣的國際購買力提升，所謂“輸入性通脹”的壓力難道不因此就減輕了？由于經(jīng)濟環(huán)環(huán)相扣，那些即使不直接出國采購的國人，難道真的就不能享受人民幣升值的好處？出口增加制造就業(yè)，進口增加服務就業(yè)，莫非只有制造就業(yè)才算就業(yè)？那些幫國際代購的網(wǎng)商送貨的物流工人，難道不同樣掙到了可以養(yǎng)家糊口的錢？

再看“升值有利美國論”。不錯，給定其他條件不變，人民幣對美元升值可緩解美國同業(yè)的競爭壓力。但是，另外一些美國人——“中國制造”的美國消費者——卻因為人民幣升值而受到損害。這是同一事件的另外一面。哪部分美國人多呢？我看還是消費者。所以，人民幣升值對更多的美國人有害，僅對一部分中國制造的同業(yè)競爭者有利。唯有全面權衡，才可以把“主張人民幣升值就是替美國張目”的熱門指責冷卻下來；唯有冷靜權衡，我們才能真正判斷自己與貿(mào)易對手的利益關系。

更一般地說，每一種市價的變化都會帶來利害關系的不同影響。價格漲起來，賣家高興買家愁；價格掉下去，買家高興賣家愁。要求市價變化“討好”所有市場參與者，那是不切實際的幻想。價格機制配置資源與分配所得，總是在幾家歡樂幾家愁的情況下實現(xiàn)的。這里有一個我注意多年的主要現(xiàn)象，就是市場中人表達高興與憂愁的方式很不對稱。舉一個實例，最近豬肉市價漲得比較兇，買家叫苦不迭，破口大罵的也所在多有。賣家又怎么樣了？從利害分析上他們似乎得利，但閣下有沒有看見人在市場上得了便宜就上街游行，高舉標語“擁護豬價大漲”的？沒有的。

這是說，價格變動有利有害，但人們永遠只能聽見受損者的叫罵。市場里的收益者呢？永遠得了便宜賣乖——不吭聲低頭數(shù)錢便是。遇到領導上體恤民情，他們一般講自己也是消費者，所有進貨價格也漲得兇，自己也是市場的受害人——“成本推動型通脹”原來是可以無師自通的。

人民幣匯率又何嘗逃得出這個規(guī)律？2005年前匯率一動不動，受損方是“中國制造”的美國同業(yè)競爭者。他們大叫人民幣必須升值，美國一些政客也跟著叫。但是，美國那里的受益者——包括每一位消費者——叫不叫呢？不叫的。格林斯潘算不錯，下崗后寫的回憶錄里認了一句：幸虧物美價廉的“中國制造”，讓他大手降息卻沒有引起美國通脹。部分美國人叫，人民幣匯率不為所動，美國方面的損益陣線沒有變化，總是“人民幣升值”的呼聲更高，鬧得中國這廂的一些不明事理之輩，以為要人民幣升值真就是美國的“國家利益”！好好升一把就知道了：部分美國生產(chǎn)者也許可以緩一口氣，但他們的消費者就要狠狠多掏腰包了——屆時你再看他們國會議員們叫喊什么吧。

這是說，靠輿論定政策不靠譜。其實，不是人們真的不懂利害分析。關鍵在于，理性計算是被硬預算約束逼出來的。反正有央行拿基礎貨幣頂著，誰當“堅決頂住要人民幣升值壓力”的英雄都容易。輪到真要掏真金白銀來作決定，我不相信我們的政府、企業(yè)和居民會算不清其中的利害。這樣看，匯改要改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就是要包括政府在內(nèi)的匯市參與方，在真金白銀的約束下考量匯率變動的利害影響，并做出基于個別理性估值的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