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羚

17歲的女孩子，臉龐像蘋果一樣，很好的顏色，一派天真爛漫。她有一個好聽的名字，叫秋兒。她坐在我對面，她的身份是——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盡管她很不喜歡這個稱呼。

我是因為要做新生代農民工生存狀態(tài)調查而找到她。在離北京很遠的深圳，11個年輕人在不到半年內相繼縱身躍下高樓，用自己的鮮血引起了國人對這個群體的再度關注。秋兒還不知道這件事，飯店的生意不錯，作為服務員她每天都很忙。住宿的地方也沒有電視機，14張上下鋪已經住了20多個姑娘，只有三四個床位還在虛位以待。

但她聽說過富士康。同村的一個姑娘經人介紹去富士康工作，特地來問她，富士康怎么樣？去成不成？她說，我也不知道成不成，那個企業(yè)我以前沒聽說過。

她很愛笑。但是談起未來，這個不滿18歲的孩子臉上涌上愁云。她實在不知道未來是怎樣。

“我出來一兩年了。農村是不準備回去了，不適應，別的不說，就那個廁所，哎呀，真不行了。我想留下。俺村小姑娘很多就是十六七歲出來打工，待幾年就回家結婚。我不想這樣。我工作可用心了，主管挺喜歡我的。要是過幾年能升上組長、部長，那就能留城里。要是干幾年還是個普通服務員，就沒啥意思了?！?/p>

秋兒的生活非常簡單。早起上班，下午可以有一兩個小時休息，“能趴在桌子上睡一會兒”，晚上工作到很晚，尤其是周末，回宿舍時往往是半夜十二點或凌晨一點。她工作的飯店在北京東邊，坐地鐵一個小時就能到天安門，但她還沒有進過城。她的確是在北京，但在北京的邊緣，無論從什么層面，她都還沒有融進這個城市。

看著她的笑臉，我偶爾會走神，想到南方那11個從高樓跳下的年輕人。是什么讓他們走得這么決絕？似乎也沒有很深的怨恨。但他們的決定證明著一顆顆心的絕望。

盡管我們可以說，每個自殺的案例都有著復雜的原因。但11連跳的背后，不可避免存在的共因是——社會失范給個體帶來的壓力，這也是涂爾干在《自殺論》中提到的三種自殺原因之一。

這些年輕人，較之他們的父輩——第一代農民工，受教育程度更高，對社會的期望也更高，但心理承受力較低，在分配不公正和權利不平等的重壓下，更容易絕望崩潰。當然，具體到富士康，機器化大生產對人的異化也不可忽視。正像一位來自農村的大嫂從她的角度提出的看法：“天天盯著一個零件，老做重復動作，還不得膩歪死？給我5000元我都不干，我情愿擺個攤賣個菜?！碑斎唬矝]人會給出5000元，根據(jù)國家統(tǒng)計局的統(tǒng)計，2009年農民工的平均工資是1417元，7%在800元以下。

我想象著那群年輕的孩子，大部分是初高中畢業(yè)，高強度長時間的單調工作，與同事的溝通極少，離鄉(xiāng)背井，親近的朋友不多，就這樣，在日復一日的機器隆隆聲中，血肉之軀成了機器的一部分，愛卻成了奢侈品。要知道，在對抗自殺惡魔的種種武器中，愛是最強大的。愛本是最易得的，一個身無分文的乞丐，若他愿意，仍可以擁有滿滿的愛；但愛卻又是最難得的，一個千萬富翁，縱然可以一擲千金，但可能內心卻是一片貧瘠。可惜，在這個物質極大豐富的時代，卻因為溝通的缺乏，愛的缺乏，一個個年輕的生命被死神擄了去。

涂爾干說，社會的苦難必然變成個人的苦難。沒錯，可是否有很多人能看明白，個人的苦難也必然將變成社會的苦難。

既如此，我們每個人能否換一個角度看你身邊的人，把他(她)的痛苦當作你的痛苦，以小小的愛心光照一塊小小的地方。于是，分手前，我鄭重地囑咐秋兒：“遇到不開心的事，一定要想開，主動跟朋友說，別悶在心里。如果你愿意的話，可以隨時找我。”

(作者系本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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