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茉楠(國家信息中心預測部副研究員)

隨著全國“兩會”大幕的開啟，改革呼聲越來越高漲。2012年對于中國來說，注定是不尋常的一年——是承上啟下的一年，又恰逢小平同志南巡講話二十周年，人們都期待著改革能有新突破。

當前，中國經濟最大的問題不在于經濟增速的放緩，而在于一些體制性障礙對經濟肌體的侵害。中國經濟需要二次體制改革，而新一輪的改革必須從權力體系固化入手，通過掃除體制性障礙，為經濟增長釋放新的活力。

改革開放是一場深刻的制度變革，它為中國經濟增長注入了巨大的動力。上世紀80年代，農村改革調動了農民積極性，大大提高了農業(yè)勞動生產率；90年代的國企改革，為中國工業(yè)發(fā)展注入了活力；而進入WTO之后，中國的產品開始走向全球。這些都反映了中國經濟蓬勃發(fā)展的制度因素。

可以說，在改革開放的促動下，中國經濟的蛋糕越做越大，一方面市場化正在加速，但是另一方面原有的權力體系也在強化，某些政府干預、權力尋租、資源壟斷等，正成為固化的權力體系。馬克思曾經使用“超經濟強制”這一概念，來描述政治權力濫用對分配關系的負面影響。在政治性權力介入經濟活動后，經濟活動就背離了一般的經濟運行規(guī)律，掌握政治資源的一方在宏觀經濟資源配置和微觀交易行為中獲得優(yōu)勢地位，造成“權力統(tǒng)治財產”的現象。

固化的權力體系，會導致分配失衡、資源錯配、價格扭曲等。事實上，我國在初次分配中存在許多不合理的收入擴大因素，最為突出的是各種形式的壟斷。某些掌握著壟斷性特權、壟斷性資源的人迅速聚斂了大量的財富。行政權力本身也是一種公共資源，因為掌握權力的人員可以利用行政權力來干預收入分配、資源配置和各種社會經濟活動，通過濫用權力和尋租等行為侵害其他社會成員的利益，發(fā)揮了巨大的財富調整力量。

根據王小魯博士的測算，2008年城鎮(zhèn)居民被統(tǒng)計遺漏的“隱性收入”高達9.26萬億元 (約占當年GDP的30%)，其中5.4萬億元是“灰色收入”。貧富差距越大，經濟將越發(fā)依賴資本積累和投資，而消費將被邊緣化，這將導致資產投資泡沫。而且，貧富的代際轉移也很可能將一個社會的貧富狀況固定化、結構化，整個經濟社會變得不穩(wěn)定。

當前，中國的改革走到了半途，一些增量改革的獲益者，為了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希望維持甚至擴大行政權力廣泛干預市場和經濟體制的 “雙軌”狀態(tài)，以便繼續(xù)尋租。不可否認的是，中國成熟市場經濟體系尚未完全建立的一個標志就是要素價格長期管制。要素價格從廣義上講包括：資本(匯率、利率)、土地、勞動力、能源、礦產資源(稅)，此外還有公用設施、環(huán)保和安全的成本。要素價格扭曲導致投資沖動、資源錯配、結構失衡、增長質量欠佳，居民收入差距擴大，“國進民退”現象產生，形成特殊利益集團，腐敗和尋租愈演愈烈。

利率管制是政府對微觀經濟直接干預，人為壓低實際利率，使得整個市場金融資源配置形成了低效率短板效應。在利率管制的條件下，國有金融機構控制了大部分的社會金融資源，大量的資金被配置到效益較低甚至無回報的項目中去，不僅惡化了中國的經濟金融“生態(tài)”，其“擠出效應”也成為中國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梗阻”。據統(tǒng)計，目前我國占企業(yè)數量0.5%的大型國企，擁有50%以上的貸款份額，地方融資平臺貸款大約占比10%，這些貸款中的20%是低效的。

而權力體系在中國最頑固，也是最突出的表現就是房地產市場的種種亂象。當前某些地方政府尋租最明顯的領域當屬房地產。由于土地產權是通過土地市場中的層層委托、分級代理來實現的，從委托人到最終代理人之間的代理鏈很長。過長的代理鏈以及每級代理內部責權不清，為政府以行政手段介入國有土地資產運營、進行尋租提供了空間。在行政權力的支配下，土地供給價格不斷攀升，居民住宅的價格也水漲船高，形成土地收益的逆向分配效應：低收入階層被阻擋在住房市場之外，中等收入階層置房成本加重，而財富大量向房地產商和有能力炒房的高收入階層轉移。結果是政府獲取大量土地出讓金，房地產開發(fā)商賺取超額利潤，而真正的土地所有權人成為了福利損失者，其產權利益被剝奪，使得土地收益分配主體嚴重錯位，資源被錯配。

總而言之，中國經濟要想取得新突破，就必須進行改革突圍。盡管改革是一種利益的調整，會觸及重重積弊，但只有改革中國才會發(fā)展。好的制度依靠的不是政府的經濟反哺，而是重新樹立契約精神，打破壟斷，通過制度保障經濟自由、產權自由和流動自由等，讓更多的要素流動起來，應該擴大對內開放，讓市場真正發(fā)揮其在配置社會資源，促進公平競爭，提高經濟效率的作用。我們期待著中國經濟的二次轉型，更期待中國經濟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