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濟體制改革這個核心問題上，當時的國家體改委發(fā)揮了應有的作用。后來的歷史證明，這個作用是積極的、正確的

從1990年8月到1993年3月，我在國家體改委工作了兩年半。時間雖然不長，但這段時間正是中國改革的關鍵時期，是一段不平凡的經歷。

當時，國內對改革的爭論很多，國外更是議論紛紛。體改委的活動實際上處于停頓狀態(tài)，可是大局又非常需要在改革上有所動作。在形勢嚴峻、工作相當困難的情況下，我受命到體改委工作。

恢復體改委的工作

1990年8月18日，中央決定調我到國家體改委工作的通知發(fā)出以后，體改委立即派秘書長洪虎同志到中國石油化工總公司接我上班。

我說：“我現(xiàn)在還不能去。要等人大正式通過任命，我才能進體改委機關大門，不然我去了不合適?，F(xiàn)在有兩件事情，第一件事，你給我送一些資料看看，先了解下情況。第二件事，我抽個時間去看望安志文同志(當時是國家體改委黨組書記)，和他談談領導班子和干部的問題?！钡诙?，洪虎就送來了幾大包資料，涉及改革的全局和方方面面的工作。面對這么多材料，我真不知道關鍵問題在哪里。這些材料中，有全國的經濟體制改革要點，有城鎮(zhèn)改革試點、農村改革、國有企業(yè)改革、金融改革、財稅改革、商業(yè)改革等。我翻閱了一下，有一點無從下手的感覺。后來進了機關在初步聽到一些情況后，我感到除了工作問題，當務之急是先穩(wěn)定隊伍，讓體改委盡快恢復正?；顒印?/p>

當時，中央專門派出清查組到幾個單位去幫助清查，其中就有國家體改委。我上任的時候，體改委的清查還沒有宣布結束。因為清查搞了好幾個月，清查組不走，人心不穩(wěn)，很多工作沒有辦法啟動。我找到清查組負責人高修，他是當時商業(yè)部的副部長，資歷很老，我和他較熟，關系也好。我就問他：“清查工作怎么樣，問題大不大？”高修說：“不是大問題。事出有因，查無實據(jù)，說體改委參與或支持動亂，不能成立?！蔽医ㄗh：“如果問題不大的話，能不能在適當?shù)膱龊现v一講，說體改委沒有發(fā)現(xiàn)大的問題，宣布清查工作結束？這樣，我們就好正常工作?！备咝尥饬耍蛏厦孀髁藚R報。清查工作很快就宣布結束了。

記得當時周小川是體改委的委員，他是這一茬年輕人里比較優(yōu)秀的，上面也看上他了，讓他同時兼任外貿部的黨組成員，參加外貿部的黨組活動，推動外貿改革。這也算煞費苦心。可是對外貿部這樣一個老部門，派一個人根本不起作用。周小川去了以后，一時也很難有所作為。周小川因為得到上面的信任而被重用，現(xiàn)在上面出了問題，他的壓力很大，沒有辦法工作。周小川找過我，我聽了情況介紹后，認為他沒有問題，就問了高修，高修也說沒有問題。但體改委不好安排工作，我只好找中共中央組織部。我說：“周小川是很優(yōu)秀的，國家需要這樣的人才?！焙髞恚话才诺?a href="http://www.laredo.cc/app/hq/stock/sh601988/" target="_blank" title="中國銀行 601988">中國銀行擔任副行長。

還有一位是陳小魯，他的關系掛靠在體改委，當時要出國，誰也不敢批。雖然這只是陳小魯個人的事，也是體現(xiàn)政策的。如果陳小魯能出去，那就表明他在政治上被信任，跟陳小魯有同樣情況的人，也可以放下包袱了。后來，審批部門找到我，我說，那有什么關系，他會跑嗎？我就不相信他會跑。這樣，就批準他出國了。說實話，我當時的做法也是有風險的。

到體改委以后，我感到體改委是真正的清水衙門。 干部住房問題一直沒有得到解決，有的人長年住辦公室。大家的后顧之憂沒有解決，我心里過意不去。大家沒有地方住，怎么安心工作呢？

我找國家計委負責基本建設的姚振炎副主任要了一筆錢，買了批房子，之后又利用有色金屬總公司的地皮蓋起了宿舍樓。這樣，干部的住房問題就得到了緩解。當時，有人跟我反映，說有些干部把體改委當“跳板”，到體改委提拔一下，分了房子就跑走了。我說：“這是擋不住的。我們應該辦的事還是要辦?！边@一類事情涉及機關人心的穩(wěn)定，這些人的問題若得不到解決，生活顧慮的包袱就放不下，工作就沒辦法開展。

再有一件事，原來體改委除了總體規(guī)劃以外，還要負責各部委改革協(xié)調的事。各部委的所有改革方案都要送體改委征求意見，經過體改委協(xié)調以后才能上報。1989年政治風波以后，不讓體改委搞總體規(guī)劃了，各部委的協(xié)調也停了下來，都不給體改委送材料了。我就向 李鵬反映情況，要求恢復體改委的原有職能。后來國務院專門發(fā)文，要各部委給體改委送材料，所有出臺的改革方案都要先跟體改委溝通、協(xié)調。

經過三四個月的時間，到1990年底，體改委清查工作結束，干部穩(wěn)定下來，跟各個部委的關系理順了，尤其是跟當時對體改委意見較大的單位也溝通好了。這樣，我們就能甩開膀子大干了。如果這些問題都不解決，就很難開展工作，適應不了改革形勢的需要。鄧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談話中，對改革工作批評得很厲害。如果體改委適應不了南方談話前后的改革形勢，這個單位肯定就很難存在。

研究計劃與市場的關系

與此同時，我感到方方面面對改革的看法、爭論很多，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計劃跟市場的關系怎么擺。我想，這個問題恐怕是影響全局的問題。因此，到體改委正式上任以后，我首先研究的就是計劃與市場的關系。

我請洪虎找人整理了兩個資料，一個是國內有關計劃和市場關系的爭論資料，一個是國外關于計劃與市場的綜合資料。我布置這項工作，還有一個背景。在我到任之前，聽說江澤民同志曾經給賀光輝打過電話，要體改委注意對蘇東國家的改革、演變進行跟蹤、分析。因此，也可以說，整理這個資料是為了適應上面的需要。

這件事當時很敏感，我就跟他們講，不要傳出去。1989年政治風波以后，有些人認為中國的改革就是被市場搞壞了，反對以市場為取向的改革聲調很高，甚至跟“走資本主義道路”都聯(lián)系起來了，帽子很大。所以，我很小心，不能還沒做工作，就被人扣上“資本主義”的帽子。國外經濟體制司副司長江春澤是多年從事研究國際經濟學和比較經濟學的專家，她跟我講，當時有個同志就勸她不要搞，搞了要出問題。有個人甚至跟她這樣說：“江司長，你這個材料整理出來以后，人家馬上就會講了，資本主義在哪里??？就在體改委的國外司！”她說：“反正是領導叫我做的。那是他個人的看法，不會傳出去。不然要我們干什么呢？”她就自己一個人搞。

時隔十多天，即1990年9月30日，根據(jù)我布置的任務，江春澤送來了她整理的《外國關于計劃與市場問題的爭論和實踐以及對中國的計劃與市場關系的評論》。我看了后，覺得講的很清楚。計劃和市場最早是意大利經濟學家帕累托提出來的，當時還沒有社會主義呢。材料還介紹了西方學術界、社會主義國家關于計劃與市場問題的爭論過程。這份材料說明，計劃和市場根本就是資源配置的手段，與社會制度沒有關聯(lián)，是后來蘇聯(lián)把它們聯(lián)系起來，又自己弄個禁錮把自己套上了。

我認為，這個材料很好，要給上面送。但體改委沒有印刷廠，文件材料都是送到國務院的印刷廠去印，如果傳出去，影響就大了。因此，我就拿到中石化總公司的機關印刷廠去，囑咐他們不許傳出去。大概一共印了20多份吧。我給江澤民、李鵬各寄了一份。

江澤民看到這個材料后，認為很好，講清了問題。大約在10月下旬，他特地給我打電話說：“那個材料我看了，很好，我看了兩遍。我今天晚上要到遼寧去，還要帶上，再好好看看?！焙髞?，他批示給其他中央同志看了。

李鵬看了以后，指示黨的十三屆七中全會文件起草小組參考。中央辦公廳也打電話來，要我們再加印二三十份送去。因為當時關于計劃和市場的爭論，不是在理論界，也不只是在具體實際工作部門，而是高層的看法有分歧，找到大家都能接受的說法顯得十分迫切。

11月5日到7日，國家體改委在燕山石化公司招待所召開了“計劃與市場國際比較研討會”。7日清晨，我約了賀光輝、劉鴻儒等在家的副主任到燕化招待所，花了半天的時間，聽取了研討會的總結性發(fā)言。緊接著，當天下午，在京西賓館，我又召開了部分省市體改委負責同志座談會。主要討論“八五”期間經濟體制改革基本思路和主要任務，以及如何使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jié)相結合的原則具體化。同時，我讓江春澤把“計劃與市場國際比較研討會”的成果好好整理一下。12月3日，我將研討會的紀要《蘇東國家與我國在處理計劃與市場上的不同看法、不同效果》一文報送李鵬總理。12月5日，李鵬作了批示：“已閱，寫得不錯。關鍵是改革的目的是穩(wěn)定與發(fā)展生產，而不是套那種自認為合理的體制模式。”

當時，江澤民總書記到中央工作時間不長，各方認識又不統(tǒng)一，工作難度很大，他需要找些東西統(tǒng)一高層的認識。中國共產黨有個很大的特點，就是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統(tǒng)一認識，重大決策前反復地做工作。做工作需要有東西，我報送的這兩份材料就起了促進統(tǒng)一認識的作用。這件事體改委做得很漂亮，說明我們研究問題還是有深度的。過去，體改委很少有哪個材料在中央受到這樣的重視，所以這件事情影響很大。

1992年3月20日至4月3日，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在北京舉行。我是安徽省的全國人大代表，住在西苑飯店。4月1日晚上11點鐘，我都睡了，江澤民總書記打電話找我，他說：“改革的下一步怎么搞？你們是不是要好好研究一下，給中央提個建議。”他還說，他自己也在研究這個問題。

人代會一結束，我就找了廣東、山東、江蘇、四川、遼寧五個省的體改委主任，在中石化總公司招待所開了三天半的座談會。座談會實行了極嚴格的保密措施，到會的不足十人，規(guī)定不帶助手，不做記錄，議論的事情不得外傳。當時我主要是擔心傳出去引發(fā)不必要的麻煩。我也沒有向大家講總書記給我打電話的背景。會上大家一致的意見是，改革的目標就是要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有就是要搞政府機構改革。會議集中討論了前一個問題。我要求，這個事情大家不要說出去，散會以后不要再講這個問題。

座談會結束后，我給江澤民、李鵬寫了一封信，直接送他們親收。信是我自己寫的，事先沒有同任何人商量，寫好后也未給任何人看過。我在信里說，這五個省都是大省，盡管在計劃與市場的關系上代表了不同層次的改革開放度，但他們都一致表示，寄希望于黨的十四大在計劃與市場的關系上有所突破。五個省的體改委主任一致認為：今后應當明確提出“建立和發(fā)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我還在報告后面附了一張統(tǒng)計表，列舉五個省1978年和1991年的國民生產總值、固定資產投資、出口額、進口額、城鎮(zhèn)居民收入、農民人均純收入等八項宏觀經濟指標，并以1991年同1978年的增長數(shù)字作對比，說明市場對發(fā)展經濟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巨大作用。從對比中可以看出，凡是市場機制運用得活的地區(qū)，各項指標都大大領先。

在給江澤民、李鵬的信的后面，還附了基辛格給我寫的一封信，推薦他們一閱。此前，我們有個論壇邀請基辛格參加，他沒有來，但是送來一篇題為《經濟發(fā)展與政治穩(wěn)定》的論文，講計劃和市場的關系。我仔細看了他的信和所附論文，感到他的論點沒有政治偏見，沒有夾雜意識形態(tài)，講得比較客觀，其中一些重要的論點同中國的改革實踐也比較一致。我覺得，他的論文可供參考。

后來，鄧小平南方談話發(fā)表，問題都講清楚了。這時我又參加了黨的十四大文件起草小組。黨的十四大報告明確提出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并提出，要根據(jù)十四大通過的決議，制定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具體實施綱要。根據(jù)這個決定，體改委專門成立了一個小組，由我和秘書長王仕元負責，研究如何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具體化，深入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搞了好幾個月，提出了一份初稿，工作做得相當深入，但是由于一些原因沒能上報。

1993年3月，我離開體改委到國家計委工作。當時，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是曾培炎，他也是國家計委副主任，他知道體改委搞了這個東西就要了過去。5月底，為準備召開十四屆三中全會，中央成立了一個文件起草組，溫家寶任組長，曾培炎和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維澄任副組長。文件起草組搞了差不多半年，形成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

應該說，1990年到1992年的幾年間，在認識很不統(tǒng)一、比較困難的情況下，我們對市場經濟的認識很明確，而且堅持了我們的看法。從上報研究資料提供高層參閱，到提出政策建議，到我參加十四大報告起草小組，再到我們研究如何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具體化，這個過程是相當完整的。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在經濟體制改革的這個核心問題上，國家體改委發(fā)揮了應有的作用，而且被后來的歷史證明，這個作用是積極的、正確的。

對體改委工作的回顧

我這個人有個長處，就是交給我的事，我一定認真去做，一定不負重托。另外一條，我注意尋求工作支持，特別是像國家體改委這樣的單位，如果沒有政治上強有力的支持，是不可能做好工作的。李鵬調我去，李鵬肯定支持我，姚依林在談話時也表示支持，江澤民也支持。我在體改委這段時間，江澤民、李鵬、姚依林以及后來的朱基都是有事直接找我，有時還直接往我家里打電話。我有事也主動找他們請示匯報，時刻注意把自己的位置擺恰當。體改委是國務院的一個部門，在中央的領導下工作，遇事一定要多請示、多報告，不能以老大自居。我沒有包袱，該找誰找誰，江澤民、李鵬、姚依林、朱镕基都非常支持我，有事找他們，他們都有求必應。而且，我還延續(xù)了以往的做法，請李鵬的秘書列席體改委的黨組會，會上討論的重大問題，或者有些什么重要決定，請他及時跟李鵬匯報。我覺得，在我們這個制度體制下面，事在人為，做好工作有很大的空間。

我曾聽別人說，體改委有的同志有點兒放不下架子，不大愿意去找人，去請示，去匯報。這樣，體改委的工作就很難開展，下面各省體改委的工作也就很難做了。后來，體改委被撤掉，我不知道是否與上下溝通不順有關系。

我認為，中央決心設立體改委這個機構是正確的。因為改革涉及利益格局的調整。有權力、有利益的部門都不想讓步，都要別人改，自己不改。在這樣的情況下，就需要一個超脫于權力和利益格局之外的部門來研究、協(xié)調、仲裁、推動。我的體會是，這個機構的作用不應當?shù)凸馈?/p>

國家體改委集中了一批人才，也鍛煉了一批人才。有些人還是很不錯的，很有改革意識，對現(xiàn)代經濟也比較了解?，F(xiàn)在的人民銀行、建設銀行、證監(jiān)會、銀監(jiān)會的干部里，不是有體改委去的人嗎？周小川、樓繼偉、李劍閣、郭樹清等人都是。郭樹清當時在計委下面的一個研究所里，體改委想要他，他自己也愿意到體改委來。我找計委副主任房維中要人，主管副主任不放，一直壓在那里。等我當了計委主任，就放他走了。在體改委經歷了一段，他們的思維、意識、全局觀念都不一樣了。

體改委有很多工作都是比較超前的，的確有改革意識。比如說股份制，上市公司不到20年就發(fā)展到1600多家，最初只有14家啊。期貨也是體改委提出來的。還有綜合改革配套試點、縣級改革試點，體改委都抓得很超前，而且誠心誠意地支持。我記得，當年體改委隔兩年要開一次縣級綜合改革會議。1992年4月，確定在常熟召開全國縣級改革會議，由賀光輝主持。他跟我說了，當時我就感覺這件事情不能小看，我就跟李鵬報告了。他說：“我去。”李鵬到了常熟，在會上講了話。那時，正好是鄧小平南方談話發(fā)表不久，小平同志講得很兇，不搞改革要下臺。話里話外透著對改革進程的不滿意。李鵬抓住了全國縣級改革會議的機會，大講了一通改革，影響很好。我深感體改委工作的政治敏感性很強，重大的事情不能及時把握，就會錯過機遇，影響工作推進。

國家體改委機構撤銷，人員沒有留住，有些重要改革也沒有繼續(xù)深化下去。體改委的消亡有點兒過早了，中國還不到這一步。前兩年，曾有人對我講，建議恢復體改委。我說現(xiàn)在談不上了，已經到了這一步，怎么恢復?。浚?/p>

作者曾任原國家體改委主任、國家計委主任、全國政協(xié)副主席，本文選自其新著《國事續(xù)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