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題：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做對了什么”

時間：2012年3月22日

地點：對外經貿大學

主辦：對外經貿大學國際商學院學生會

周其仁：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長江商學院經濟學教授，北京大學國家發(fā)展研究院院長，曾任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

講座實錄：

十一屆三中全會最重要的是沖破思想

“如果十幾億人的國家都不敢想、不敢試、不敢做，怕犯錯誤，發(fā)展空間會越來越小。改革開放提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向前看，我認為這是最重要的變化”

中國能從一個封閉、收入水平相當低、全球經濟影響力非常小的國家，變成今天模樣，一定有什么事情是做對的。所以，這個題目實際上是“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做對什么才有今天的局面”？不是說中國今天所有事情都做對了，很多事情還是可批評的地方。

在中國生活，總覺得改革進度不夠，但又的確做對點什么，這就要從改革的出發(fā)點來討論，即中國原來什么樣子。七十年代，中國學習蘇聯(lián)，雖然有很多自身創(chuàng)造，但整個體制模式是蘇聯(lián)樣式的，權力高度集中，信息成本巨大，準確下達命令非常難。

比如，新華社記者內參反映街上很多人披頭散發(fā)，有損形象，調查發(fā)現是發(fā)卡供應不足，最后時任副總理的李先念主持會議調集鋼材，生產發(fā)卡?，F在想來，難以置信。不久，報告又呈遞上來，有了原材料，但制作發(fā)卡的設備不夠，需開會籌集設備。如果國民經濟目標有限，只是為數不多的產品，為追趕經濟，作為落后國家保衛(wèi)國防、發(fā)展軍工、兩彈一星，這一模式是非常有效的，麻煩就在于面對無數的消費品，彈性不夠。并且形成一種體制，就會有思想和方法的框框，以蘇聯(lián)為準或以本本為準等等，要向前走，難度會很大，這也就引出到底做對了什么。

十一屆三中全會最重要的不是做出任何具體決定，而是沖破思想(牢籠)。共產黨人鬧革命，建立社會主義，最后是為什么？發(fā)展生產力。怎么發(fā)展生產力？要經過實踐的檢驗。馬克思、恩格斯很偉大，但他們的著作不是圣旨，因為他們沒有實踐過，也沒有處理過發(fā)卡之類的問題，只有走進去才有實踐、問題，也才會有新的經驗。如果十幾億人的國家都不敢想、不敢試、不敢做，怕犯錯誤，發(fā)展空間會越來越小。改革開放提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向前看，我認為這是最重要的變化。

改革就是給實踐中產生的辦法以法律地位

“解決中國問題的很多措施，在實踐中是有的。中國之大，這里想不出，那里可能就有辦法，關鍵是實踐中產生的辦法，政治上承認不承認，給不給法律地位……改革就是給予能夠解決實際問題的辦法以法律地位，使其與幾十年來的主導體制融洽”

社會主義公有制覆蓋所有領域，比較硬，沒有彈性，如何增加彈性？在農村問題上，早些年提出過奇奇怪怪的各種主張，一種主張就是“土地回老家”，當年共產黨領導民主革命、土地改革，把土地分給農民，“回老家”也就是說回到原先那種占有狀態(tài)，可問題是土改結束，搞農業(yè)合作社、人民公社后，農村增加幾億人，這幾億人怎么辦？把土地退回到1951年的狀態(tài)，那三億人沒有土地，這是開玩笑。

最后發(fā)現老百姓很厲害，基層很厲害，逼來逼去會逼出一些辦法。據我調查，最早的改革在上世紀50年代中后期已經萌芽，當時浙江溫州有些地方提出責任制，把土地集中到一起，但每個人要有責任，多勞多得，少勞少得，甚至土地可以清清楚楚承包給個體經營，有一個類似合約的東西。

1961年大饑荒后，周恩來受中央委托，調整農村政策，其中很重要的一項就是恢復自留地。在災荒很嚴重的安徽，不僅增加一部分自留土地，很多田地都承包給農戶，包產到戶最早就是那個時候發(fā)展起來。

事實上，解決中國問題的很多措施，在實踐中是有的。體制出問題，真正難受的是實踐中的人，總要想辦法，中國之大，這里想不出，那里可能就有辦法，關鍵是實踐中產生的辦法，政治上承認不承認，給不給法律地位。這是改革的一個關鍵問題。

中國做對什么，不是一批精英想出一套更好的治理辦法，而是眼界向下，看第一線做的事情有沒有合理成份，然后中央承認其合法性，令其融進體制。改革就是給予能夠解決實際問題的辦法以法律地位，使其與幾十年來的主導體制融洽。

鄧小平當時有一個發(fā)明很重要，哪省不同意包產到戶可以不搞，中央不強制，看其他省份的效果，看國家、集體、農民是否都受益，一年看不清楚就多看幾年，后來三年到四年的時間，全國基本實現包產到戶。

包產到戶第一次寫進1982年中央“一號文件”，規(guī)定土地承包15年不變；2002年《農村土地承包法》規(guī)定30年不變；到2008年十七屆三中全會，其中寫到“長久不變”，溫家寶當時回答記者提問，說長久不變就是永遠不變。這句話如果是在三十年前講，不可能被接受，因為沒有實踐基礎。

在法律上，土地還是屬于集體，但已經不是人民公社時期的集體。土地如何管理，農民自己決定，比如種什么、到哪里去賣、土地轉包給誰等等。改革開放通過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把家庭的積極性充分調動起來，這些分散的積極性和努力雖然力量小，但嘗試的方向無窮無盡，在我看來，這是中國做對的事情中非常重要的一項。經濟發(fā)展不知道下一步會出現什么情況，就要讓人分頭去試，如果沒有這股勁，再辛苦做出的成就也是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