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業(yè)銀行(601166)首席經(jīng)濟學家魯政委

從美方每次討要東西的極度具體來看，美國的官方代表不過是“穿著馬夾”在華經(jīng)商的“生意人”；反觀我方代表，每每提出大義凜然的要求，顯示我方談判的才是真正的政府官員。

雖然學者認為當前的中美戰(zhàn)略與經(jīng)濟對話(S &； ED)和此前的中美戰(zhàn)略經(jīng)濟(SED)對話含義存在不同，但這種“多個與”和“少個與”的差別，對普通的中國老百姓來說其實并不明顯。如果把二者算在一起，自2006年開始這種已持續(xù)6年的對話，給人的總體感覺恰如當前的全球經(jīng)濟——這種平臺是失衡的，而未來需要“再平衡”！

首先，雙方代表官階的對等掩蓋了決策權的失衡。雖然從每次對話的官階來看，談判桌兩頭的中美雙方都保持了官階外交上的對等，但是，其背后的決策權卻是嚴重失衡的。對中方來說，所有代表都幾乎直接是國內(nèi)相應政策的直接“拍板人”；而對美方來說，其代表在許多時候則都不過是其所談論問題的“傳聲筒”。比如，對于美方此前幾乎每輪必作“主菜”端上來的匯率問題，其決策權根本不在政府，而是在國會。

其次，雙方談判內(nèi)容明顯失衡。如果你是明眼人，一下子就可以看出來，美方很多時候在對話中找中方討要的都是些汲汲于利的“小東西”，而中方很多時候在爭取的則都全是正大光明的“大帽子”。比如，美方要求中方給予美資金融機構獲得參與股指期貨的權利，而我們則數(shù)度要求美方保證中國投資美債的安全。因為小，在當下似乎微不足道，所以美方一般容易得手，但最終會聚沙成塔；因為大，就難免含糊不清，所以美方也不妨給予，但最終不免口惠而實不至。

第三，官方談判的對等性質(zhì)掩蓋了官企談判的失衡實質(zhì)。從美方每次討要東西的極度具體來看，美國的官方代表不過是“穿著馬夾”在華經(jīng)商的“生意人”；反觀我方代表，每每提出大義凜然的要求，顯示我方談判的才是真正的政府官員。雖然官員也是殫精竭慮的“父愛主義者”，但卻不能保證總是能夠摸透“兒子”的心思，由此不免出現(xiàn)“所要未必是兒之所欲”的情況。

面對上述失衡，未來亟須實現(xiàn)“再平衡”。首先，讓中國企業(yè)家參與談判準備進程。既然會議已經(jīng)是例行的，那么，每年就可以早早召集與美國具有利益相關性的企業(yè)家，列出主要問題清單，然后官員在談判中逐一向美方提出。這樣中方的談判內(nèi)容也就從此可以由“大”到“小”，真正實現(xiàn)和美方對稱。其次，必須堅持，任何中方的承諾都應以美方承諾的同步達成為條件，這樣就可以實現(xiàn)決策權的對等。最后，作為對當前政府間對話平臺的配套和平衡聯(lián)動機制，可以考慮要求美方與中方建立全國人大和政協(xié)與美國國會兩院的定期對話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