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

大蕭條的普遍影響導致了：

1、提高了政府對經(jīng)濟的政策參與性，即凱恩斯主義；

2、以關稅的形式強化了經(jīng)濟的民族主義；

3、激起了作為共產(chǎn)主義替代物的浪漫-極權主義政治運動(如德國納粹)。大蕭條相對于其他單一原因來說是最能夠解釋為什么在1932年到1938年之間歐洲大陸和拉丁美洲各國政治逐漸右翼化。

4、阿道夫·希特勒、貝尼托·墨索里尼等獨裁者的崛起，間接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

生活

1929年10月28日，紐約證券交易所股指暴跌13%。第二天，道瓊斯指數(shù)一瀉千里，暴跌22%。美國歷史上最著名的一次經(jīng)濟危機拉開序幕，迎接人們的是長達10年的大蕭條。[2]

到了1932年，約有200萬美國人到處流浪——其中有25萬以上是在16—21歲之間。這些被當時媒體稱為大蕭條時期的“漂泊無依的人”中，有兩手空空的佃農(nóng)；有因為大旱三年、離鄉(xiāng)背井的農(nóng)場主；有一大批剛從大學畢業(yè)，找不到工作的青年，還有忽然失業(yè)的愁眉苦臉的中年漢子帶著生病的嬰兒——這些人天天奔波，居無定所。[5]

而這些人當中不乏衣冠楚楚的中產(chǎn)階級——意氣風發(fā)的銀行行長或者曾在著名報紙上發(fā)表評論的名作家，如今卻在夜間敲門討飯或蜷縮在城市排隊領面包的人群里。

這是自1929年“黑色星期二”開啟的大蕭條以來，美國人真實生活的一個縮影。據(jù)1932年9月的《財富》雜志估計，美國有3400萬成年男女和兒童沒有任何收入，此數(shù)接近人口總數(shù)的28%。而且這個研究報告一如其他報告，那正在另一種地獄里受難的1100萬戶農(nóng)村人口是不包括在內(nèi)的。

關于找工作，1932年前后傳說的很多，有些聽來離奇，卻一點不假。確實有人通宵守在底特律職業(yè)介紹所門口。確實有一個阿肯色州人為了找工作步行900英里。曼哈頓六號大街某職業(yè)介紹所招聘300人，確實有5000人來應聘。華盛頓州確實有人到樹林里放火，為的是人家能雇他當救火員。

在那樣一個經(jīng)濟蕭條的年代，有1500萬以上的人到處找工作，可是哪里也沒有工作做?！渡虡I(yè)周刊》做過調(diào)查，證實有不少人不再喜歡美國了，有的已經(jīng)離開美國，有的正設法離開。30年代初期，遷居國外的人數(shù)年年超過遷入的。

吃野草根、撿垃圾度日

窮人家為了省錢度日想出的種種妙法，說來真了不起。[4]男人的刮胡子刀片磨了再用；自己動手卷紙煙，要不就抽“翅膀”牌(一角錢一包)；為了省電，改用25瓦燈泡。孩子們撿汽水瓶到鋪子里退錢，一個兩分；上面包店排隊買隔宿的面包。婦女們把舊被單剪開再把兩邊縫接起來，這樣就把中間磨損的地方分移到兩邊去了；把自己的衣服改一改給女兒穿，這樣在鄰居太太面前就不顯得寒磣了——其實鄰居手頭一樣緊，恐怕采取的辦法也是一樣。許多人家把收到的祝賀圣誕的卡片保存起來，明年好改寄給別的朋友。

在農(nóng)村，特別是中西部的農(nóng)民們，生活極其慘淡。由于農(nóng)產(chǎn)品價格慘跌，大量農(nóng)場主破產(chǎn)。千百萬人只因像畜生那樣生活，才免于死亡。賓夕法尼亞州的鄉(xiāng)下人吃野草根、蒲公英；肯塔基州的人吃紫羅蘭葉、野蔥、勿忘我草、野萵苣以及一向?qū)＝o牲口吃的野草。城里的孩子媽媽在碼頭上徘徊等待，一有腐爛的水果蔬菜扔出來，就上去同野狗爭奪。蔬菜從碼頭裝上卡車，她們就跟在后邊跑，有什么掉下來就撿。中西部地區(qū)一所旅館的廚師把一桶殘菜剩羹放在廚房外的小巷里，立即有十來個人從黑暗中沖出來搶。人們還看到，有人全家走進垃圾堆撿骨頭和西瓜皮來啃。因為蛆蟲多，芝加哥市有一個寡婦在撿東西吃時總是先把眼鏡摘掉，眼不見為凈。

簡單家庭游戲大受歡迎

美國人生活中受大蕭條影響最顯著的方面，莫過于閑暇時間的利用。娛樂和運動商品的銷售凈額從1929年的5億美元，下降到了1933年的略高于2.5億美元。休閑團體——城市運動俱樂部、鄉(xiāng)村俱樂部、高爾夫俱樂部和網(wǎng)球俱樂部等，在1930-1934年間下降了一半。僅高爾夫俱樂部就損失了大約100萬成員，在嚴重的財務壓力下，很多私人高爾夫球場都被賣掉了。社交俱樂部等組織也有同樣的衰落。

另一方面，簡單的家庭游戲——拼圖、強手、跳棋、國際象棋、擲套圈等，卻變得大受歡迎，要么是為了消磨時間，要么是為了排遣焦慮。

羅斯福最有名的消遣是集郵——這跟他的政府在頭5年的時間里發(fā)行了大約100個新郵票品種也不無關系。他為這種消遣方式作了最好的宣傳，使得集郵者的數(shù)量從估計的200萬增加到了900萬。橋牌——小額賭注或無賭注，在各種叫牌約定所帶來的新的刺激下頗有進展。研究這一娛樂方式的暢銷書作者埃利·克柏森估計，盡管是在艱難時期，但全國在橋牌培訓上僅1931年就花掉了1000萬美元，總共(包括購買撲克牌)花了將近1億美元。

在郊區(qū)，人們呆在家里，促進了羽毛球、乒乓球和戶外晚餐的復興，還刺激了業(yè)余木工、機械、養(yǎng)鴿子等業(yè)余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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