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我們將迎來辛亥革命100周年。從建立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到今日的中國，歷史遵循著怎樣的邏輯？有哪些經驗值得總結？哪些教訓應當記?。啃梁グ倌?，將提供一個沉思的契機。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在過去的教科書上，辛亥革命曾與太平天國、義和團運動被并稱為中國近代史上“三次革命高潮”。改革開放以后，人們對它的認識又發(fā)生了一些變化，有人甚至認為它是一個不該出現(xiàn)的歷史誤會。那么，歷史真相如何？真相有可能還原嗎？我們還可有怎樣的新視角、新見解？以往對辛亥革命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政治、軍事方面。日前，財新傳媒與美國亞洲協(xié)會邀請了多位中國歷史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以期立體地了解辛亥百年來的中國經濟、政治、社會變遷，特別是辛亥革命與中國經濟騰飛的內在關聯(lián)。

歸根結底，回首來路是為了瞻望前途。

——編者

革命的背景與余波

袁偉時(中山大學教授)：傳統(tǒng)上，中國社會和西方社會的根本差別在于，中國社會是一個宗法專制的中央集權的大帝國，在中國沒有基層自治，沒有法治傳統(tǒng)，沒有多種權力的互相制約。從17世紀開始，中國歷史就是怎么樣沖破宗法專制的社會體系，從西方吸取動力，沖破僵化的制度。但是，中國社會根本不可能自己轉化為現(xiàn)代社會。

不要強調中國歷史上有什么特殊的東西，其最大的特殊就是頑固的天朝心態(tài)，認為中國無所不有。

20世紀的中國經濟有幾個高潮，第一個是清末新政，第二個高潮是辛亥革命以后整個十年，中國工業(yè)是以13.8%的幅度增長。一直到1936年以前，經濟都是在比較快地發(fā)展。1928年國民黨政權建立，到抗日戰(zhàn)爭以前，很多史學家稱之為“黃金十年”。很多人肯定了“黃金十年”。但是沒有注意到北洋政府時代。經濟增長的秘密在哪里？因為已經有三權分立的基本架構，另外，自從袁世凱去世后，中央政府比較薄弱，整個社會是自由化的。最近30年的成就不過是回歸歷史，不是回歸到幾千年前的中國歷史，而是回歸到清末新政期間到北洋政府期間的那樣一種狀況。

茅于軾(天則經濟研究所前所長)：國家該走怎樣的發(fā)展之路？中國的政治領袖一直沒有想清楚，但是，我認為鄧小平想清楚了。毛澤東治理中國之后，把資本主義看成是一種腐朽、沒落的社會制度，不準備學習，而是學了蘇聯(lián)。后來，蘇聯(lián)并不成功，所以，粉碎“四人幫”以后，首要的問題是中國到底往哪邊走。那時候，派了很多人到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去，但是，這些國家很失敗，不可能帶來什么好經驗。這個問題到什么時候才解決呢？照我看，就是鄧小平訪問美國之后，他把問題看清楚了。鄧小平是非常務實的，眼見為實，他認為就是市場制度起基礎作用，就是一個在西方發(fā)達國家普遍采用的、以私人資本為主體的自由交換的制度。

全球經濟向著更自由、更平等的方向發(fā)展。中國的成功是全世界成功的一個部分，這樣才能比較好地解釋“中國奇跡”。不過，中國有其特殊性，有很多因素是外國模仿不了的。比如，我們有“文化大革命”，外國沒有，從一定意義上說，這場浩劫確實給中國的改革創(chuàng)造了很好的起始條件。

袁偉時：近現(xiàn)代歷史上有許多響亮的名字，不過，從中國社會轉型的角度來考察，大部分人物的貢獻是不大的。如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但是，辛亥革命是一場未完成的革命。他對西方思想了解不夠，對中國思想也沒有透徹了解。對中國思想界來說，從長遠來看，影響最大的是胡適。真正改變了中國歷史乃至于對世界整個格局有很大改變的，應該是鄧小平。同一切政治家一樣，鄧小平有其局限，但是，其歷史性貢獻就是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世界共產主義運動。

中國走的一個大彎路，就是從1920年代起，受到蘇聯(lián)的影響。高峰是“文革”，都是蘇聯(lián)那一套制度的重演，而且變本加厲，達到前所未有的巔峰。扭轉這個歷史格局的是鄧小平，他的兩次決策，一個是1970年代決定改革開放，其實就是向西方學習，要引進市場經濟好的東西，這個決策不但扭轉了中國歷史，而且變是整個共產主義運動的大轉折。第二次是1992年明確決定中國應該采用市場經濟，不要糾纏是姓“社”還是姓“資”，這一條，其實是對1991年蘇聯(lián)崩潰的回應。

章立凡(歷史學者)：清末出現(xiàn)了一個“皇族內閣”，主要是以皇族和八旗清貴為主，用現(xiàn)在的話說，是以我們自己的子弟”，比較靠得住。這些人中，很多出過洋，考察過西方政治制度，這些人也不是不想改革，但是，他們沖不破舊有格局，找不到改革的路徑。最終，皇族內閣出臺了很糟的政策，就是提出國有，導致四川保路運動和辛亥革命，清政府完蛋了。

另一種模式，就是像蔣經國這樣的，他也是“自己的子弟”，他有政治資源，強力推動了臺灣民主體制的建立。所以，“自己的子弟”可能分化，一部分人反正是撈錢就可以了，有一部分人出于對祖業(yè)的感情，還希望保住這個政權。一個政權最大的變數就在這些人中間。

最大的危險是這個體制是“逆淘汰體制”，有思想的人往往在進入這個體制之前就被淘汰了，或者進入體制了，卻被埋沒。

茅于軾：中國的經濟奇跡應該是全世界奇跡的一個部分。最近200年，從歐洲，到美洲，再到東亞，經濟迅速發(fā)展起來了。200年里，人口從10億增加到了70多億，凈增約60億。平均壽命從26歲增加到68歲。超過了人類奮斗幾十萬年的總和。這是真正的奇跡。

奇跡的原因是什么呢？從經濟學的角度講，就是通過交換改善了資源配置，創(chuàng)造了財富。自由、平等人的交換必定給雙方帶來利益。這就是市場經濟創(chuàng)造財富的根本奧秘。

平等自由的交換應該自發(fā)地產生。為什么幾千年以來沒有自由交換，因為人身得不到保護，財產得不到保護，簡單說，沒有人權，都是專制社會。根本變化是在文藝復興以后，人權思想逐漸得到發(fā)展，首先在歐洲產生了自由市場，所以，歐洲首先富起來。中國的改革是在輸入平等自由觀念中推進的，盡管不徹底，現(xiàn)在比過去不知道改善了多少！以前殺一個人，領導人一句話就行?，F(xiàn)在政府要處決一個人很不容易。當然，與發(fā)達國家比還是很容易，但是，抵抗越來越大了。

應該承認，除了上世紀90年代早期有兩年經濟差不多是倒退的，其他時間是穩(wěn)定的。另外，中國這么好的基礎設施，主要是政府的功勞。要單純靠市場力量來形成，可能50年也完不成。

王小魯(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我把60多年來的發(fā)展分成兩段，就是1949年到1978年是一段，從1978年改革開放開始是第二段。

第一段，可以這么概括，三個成就和三大重大失誤。三個成就是指什么？第一個成就是在基本生存條件意義上，實現(xiàn)了社會平等，在中國歷史上，這是需要濃濃記上一筆的。從洪秀全到孫中山再到毛澤東，沒有一個人不在講平等，倒不是中國人喜歡平等，是因為中國太不平等，所以，它變成中國人首要追求的目標。

第二個成就是國家獨立。

第三個成就是建立了一個初步的工業(yè)基礎。

也有三個重大的失誤，第一就是在1949年以后，偏離了建立一個民主社會的目標和理想，形成了中央集權的體制，形成了個人迷信、個人崇拜，領導人的意志凌駕于全社會之上。“反右”“大躍進”和人民公社與十年“文革”，這三次運動，每一次對于中國都是一個重大摧殘，都是一次嚴重的倒退。

第二個重大失誤是錯誤的農村政策導致了長期農村經濟停滯和大量農村人口的貧困。農村搞“高級社”以來，發(fā)展到人民公社，到人割資本主義尾巴”，禁止一切商品交易的農村政策，還有城鄉(xiāng)隔絕的政策，禁止勞動力流動和人口遷移的政策，還有價格“剪刀差”政策導都嚴重壓制了農村發(fā)展。

第三個重大失誤，是計劃經濟體制在建立之初，在提高儲蓄、提高積累和集中資源進行工業(yè)化建設方面確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在發(fā)展過程中，計劃經濟體制的缺點越來越暴露無遺，其低效率，特別是由于權力集中在中央，中央在做出錯誤決策的時候導致大規(guī)模資源的錯誤配置，發(fā)展越來越緩慢，到改革開放以前，經濟已經到了崩潰邊緣的地步。

1978年以后，我把它概括為三個重大成就和兩個半重大失誤。三個重大成就指什么呢？首先，通過改革開放和經濟轉軌，從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走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漸進改革的轉軌之路，避免了前蘇聯(lián)的休克療法那樣的經濟大衰退。在轉軌的同時，保持了經濟的高速增長，大多數中國人都從改革中得到了好處。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

第二個成就是實現(xiàn)了經濟的高速增長，因此，中國才有可能從一個人均年收入200多美元的低收入國家上升到現(xiàn)在人均三四千美元的中等收入國家，盡管還只是中低收入水平。

第三個成就就是農村兩億多人脫離了貧困，盡管是低水平的貧困標準，只解決溫飽問題。由于收入差距擴大，有很多人沒有達到小康水平。

再說兩個半重大失誤，首先是政治體制改革嚴重滯后，沒有實現(xiàn)向民主化的轉軌。中國的改革從1978年開始，實際上有兩個隱含的目標，就是經濟上要轉軌，政治體制也要轉軌。第一個目標部分實現(xiàn)了，第二個目標沒有實現(xiàn)?，F(xiàn)在的政治體制基本上是改革以前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毛病百出，與市場經濟之間有很大的沖突。特別是在一個政府的權力形成，對政府的監(jiān)督，這些關鍵問題沒有解決的情況下，它造成了權力和資本的結合，造成了腐敗，造成了既得利益集團，這對中國未來發(fā)展造成了重大威脅。

第二個失誤是一個認知誤區(qū)，以為發(fā)展可以解決一切問題。鄧小平說“發(fā)展是硬道理”，這沒有錯，但是，發(fā)展不是一切。20世紀，西方主要國家一個很關鍵的制度變革就是建立了一整套的公共福利和社會保障體制，轉移支付體系。這樣一套體制解決了市場不能解決的很多問題，包括收入分配方面的問題，所以，能夠保證社會持續(xù)發(fā)展和社會的基本和諧。中國在這方面是大大落后了。

近幾年，中國政府對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完善比較重視，這是一個好現(xiàn)象，但是，距離社會基本需要還差得很遠。

中國要想在未來二三十年中，達到或者接近發(fā)達國家的城市化水平，還需要四五億人口轉移到城市里來，如果這些人仍然繼續(xù)當二等公民，沒有戶口，沒有公共福利，不享受社會保障，在城鄉(xiāng)之間來回流動，這個社會不可能是一個安定和諧的社會。

社會保障原有含義其實首先是給弱勢群體提供保障，現(xiàn)在的問題恰恰是弱勢群體沒有得到保障，這是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分配的非常嚴重的不公平，這是當前亟需解決的問題。

第三個方面，我把它叫作“半個重大失誤”。我指的是對所謂中國模式的錯誤認知。中國經濟成功并沒有什么秘訣，關鍵是一個“松綁效應”。過去由于錯誤的政策，錯誤的制度，錯誤的資源配置，受到長期壓抑的經濟增長的內在潛力在改革期間暴發(fā)出來了。但是，許多人覺得中國模式有個根本特點，就是國家可以辦很多別人不能辦的事情，認為國有經濟壟斷很多部門是一個非常好的事情。

這實際是把市場對經濟發(fā)展和增長的貢獻錯誤地歸功于國有企業(yè)的壟斷地位，歸功于國家過分的集中經濟資源，歸功于權力對市場的干預。

由于這些錯誤的認知，市場化沒有完整的推進，某種意義上還出現(xiàn)了倒退。但是，我為什么說它是半個重大失誤？最近，國家統(tǒng)計局有一個說法，說并不存在“國進民退”，這個說法跟我們很多人實際感覺到的情況極不一致。到現(xiàn)在為止，我們不清楚實際情況到底是什么樣的。因此，我只能先保守一點，把這個失誤稱為半個重大的失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