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年廣為流傳這樣一句話“民主是個好東西”。如果從一個政權或國家治理的合法性角度，這句話端無問題。民主即主權在民，它有兩種常態(tài)性的表現(xiàn)。一種是肯定性的，即民眾定期選舉代理人，用以組成政府處理國內(nèi)外政治事務。另一種是否定性的，政府執(zhí)政期間，如果政府的政策或行為出了問題，民眾可以以合法的方式抗議，如集會、游行、靜坐等，表示自己的意愿和力量。

但，民主本身有好的一面，卻不能忽略它亦有壞的一面。尤其對一個前民主國家而言，民眾出于對民主的渴望，往往把它理想化，視其為政治上的“寧馨兒”。殊不知，民主作為一種政治力量，就體制而言如果沒有憲政的限制，正如就民間而言設若沒有法制的制約，極有可能變質(zhì)為一種壞民主。故此，我們對民主的態(tài)度似乎應當是要民主，但不要迷信民主。

壞民主依然是民主，它的表現(xiàn)就是不受憲政和法制的制約。對體制而言，梁任公一百多年前就指出過“民主的專制”。其政權盡管來自民選，但權力的運作不妨依然是專制的。專制在任公那里無非就是權力不遵守或突破了憲法和一般法律的制約以致變成新的人治而非法治。一些后發(fā)民主國家在政治轉(zhuǎn)型后往往會出現(xiàn)這種情形。比如前不久的埃及和烏克蘭。那些民選總統(tǒng)總是想著擴權，把憲法當草紙，或根據(jù)自己的需要把憲法改來改去。欺騙民眾，打擊異己。最終，作為反對派一邊的民眾被激怒，不斷激發(fā)出街頭政治或廣場政治的反對運動，以致顛覆政府。所以，還是在美國建國之前，那些老辣的聯(lián)邦黨人就對民主做過這樣的警告：選舉結束之日，就是暴政開始之時。這并非危言聳聽。

和“民主的專制”對應的是“民主的暴力”。前者指的是政府，后者所指的則是民間。針對政府“民主的專制”，民眾當然有抗爭的權利，比如集會、游行、靜坐等，不但是民主除選舉外的另一常態(tài)表現(xiàn)，也是民眾受憲法保障的政治權利。這一權利在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中得到非常清晰的表述：“國會不得制定關于下列事項的法律”，下列事項一共有三項，其第三項即“剝奪人民和平集會和向政府訴冤請愿的權利”。如果政府就此制定限制性的法律，是為違憲。但，正如政府可能違憲，民眾亦可能違法。如果民眾在向政府請愿時不是和平的而是暴力的，就超出了憲法保障的范圍。甚至有的民眾抗議出現(xiàn)一連串觸犯法律的行為，這樣的行為便使得本來具有正當性的抗議民主變成帶有“民主的暴力”性質(zhì)的壞民主。

政府不能違憲，正如民眾不能違法，這是對體制與社會雙邊對等的要求。這里，前者不論用后者。最近在臺灣發(fā)生的一樁事件頗能說明問題。3月18日，臺灣清華大學等200余名激進大學生因不滿政府對服貿(mào)協(xié)議的處理，公然沖進立法院并將其占領，使立法院的正常運轉(zhuǎn)處于癱瘓狀態(tài)。本來，這是一次政治示威，公民有權對政府的舉措表達不滿和非議，它本身就是政治民主的一部分。但，民主必須受到法制的制約，亦即每一個政治抗議者不應當讓自己的行為觸犯法律。像這樣不但是大鬧立法院而且是占領立法院亦即占領政府的方式，無疑使民主本身變性變質(zhì)。這樣的民主就不是什么好東西，而是壞東西。

據(jù)報道，激進的大學生是突破外圍的警察防線，直接沖擊議院并占領主席臺的，致使3月19日的正常會議停擺。在議場里，一些年輕的大學生抽煙喝酒、接吻自拍，隨意破壞議場公物，有的學生還拉開立委的座位抽屜翻檢私人物件，甚至還有人隨地大小便。這樣的行為尤其是攻占民選政府的行為俱為法律所不允，亦為文明所不恥。至于他們祭出的口號，即對于服貿(mào)協(xié)議“七成五臺灣人民，要求逐條審查”；而帶頭沖入議場的清華大學學生（陳為廷）說：“人民不要粗暴的服貿(mào)審查過程”。問題是一個人或一群人就能代表人民嗎。人民不是鐵板一塊，有反對服貿(mào)的，就有贊同服貿(mào)的，然而他們也是人民。不要說這“七成五臺灣人民”無從證實，即使真的七成五，就可以罔顧法律、占領民選議會嗎，這難道不是“多數(shù)人的暴政”。

沒有法制制約的民主是壞民主，臺灣“3·18”民主就是這樣的壞民主。臺灣《中國時報》19日稱：這是“臺灣民主法治最敗壞的一天”，其中法治一詞用詞不當，應該拿掉。它之所以是臺灣民主最敗壞的一天，蓋在于這種民主踐踏了法制。

注：本文寫于部分臺灣學生占領立法院之際，其時還沒有占據(jù)行政院之說。事態(tài)進一步變化，但性質(zhì)一樣，甚至更惡劣。